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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时代反思 凌叔叔华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文坛开始对她注目是在她1925年发表《酒后》之后,丁西林还曾经把它改编成戏剧。192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花之寺》,这部小说集在题材内容和风格上的独特性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师鸠评价它为“真正的中国写实小说”;阿英认为凌叔华是具有中国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意识的代表。鲁迅则从文学应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指出了她作品的独创性。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把她排列为五四时期六大女作家之一(P105),毅真在他的《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把凌叔华看作“乃以时代为重,摘其能代表时代,而其作品又能为侪辈中之佼佼者”的标准选出的五位女作家之一。由此可见,《花之寺》的取材与内容的独特性备受人们的赞赏,但是由于它不符合当时文坛的主流而受到的辛辣的批评与否定也不计其数。有的直截了当地说《花之寺》的最初印象让人“失望”,有的认为凌叔华笔下的人物是“只充溢着安逸、歌颂、无聊、闲适的气味”,这是人物的“落伍”。不过这些反面的批评也从一定角度证明了凌叔华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她后期发表的作品集却几乎没有人提及,有的评论认为这是因为凌叔华“忽略了世俗对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标准,忽略了社会的趣味”,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狭隘的社会政治功利观而产生的文学研究批评与凌叔华作品之间的隔阂,使凌叔华研究的深化受到了阻碍。新时期开始的女性文学研究“热”,给处于停滞状态的凌叔华研究的恢复带来了契机。在新时期,人们研究凌叔华,主要研究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与风格。虽然这些研究仍未能从根本上跳出窠臼与陈见,但有的已将研究的意蕴往深处挖掘了,尤其是对于凌叔华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研究,对已获“公认”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将对凌叔华研究的成果从人物形象研究、作品风格研究与比较研究三个方面来分别概述,力图厘清新时期凌叔华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一、 “女性形象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凌叔华的小说多写妇女和儿童,主要表现知识女性和中产阶级新旧家庭妇女生活的种种面貌。关于她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早在1949年前,就有一位评论家概括出她笔下女性的特点,即行为上是一个新女性,而精神上仍摆脱不掉闺秀小姐的习气。 鲁迅也把她们称为“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从那以后,对于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人们往往以这些观点为“正名”,而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到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后,人们才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对已往的女性作家作品进行再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凌叔华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广为注目。王家伦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批判凌叔华笔下的贤妻良母式的“婉顺”,她认为凌叔华对这些婉顺的女性形象表示出同情,于妇女解放是无益的,这不能不说是凌叔华的一种局限(P124)。秦家琪的看法则正好与此相反。她剖析了鲁迅所说的“婉顺的女性”们内在的复杂多样性,并指出,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世界的不合理、不美满。据她的分析,“婉顺的女性”的“婉顺”,偏重于传统的女德,确实是她们性格的主导方面,但她们的性格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深蕴着的不安定灵魂的躁动。这隐藏着的另一面在特定时代氛围中,在某种偶然机缘的触发下,这种躁动会被释放出来,或者欲求会得到宣泄。秦家琪认为这是“婉顺的女性”性格深层结构中的二重性,这“二重性格”无疑具有特定时代气息与文化内涵。而已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凌叔华笔下的婉顺女性,无论旧式小姐、太太还是知识女性都站在时代的边缘,缺乏时代内涵。从这一点来说,秦家琪的观点值得思考,其论点的适宜与否可以暂不考虑。 如果说秦家琪注重于把凌叔华看作五四知识分子,从她的时代意识出发分析人物形象,那么下面的文章则是从凌叔华的女性意识出发,探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李奇志在她的《凌叔华笔下的女性世界——兼谈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的发展》一文中,着意于凌叔华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女性内审意识的探求,挖掘出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共有的深层传统意识。她根据“逃出旧家庭的樊笼”与否把凌叔华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成两类:处于“五四新思潮潮力圈外的旧式女性”和处于“五四新思潮潮力圈内的‘解放’女性”。论者指出,凌叔华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她刻画这两类人物形象时的着重点与众不同:前者着意表现时代风尚的改变在她们内心所引发的微妙曲折的反响;后者注意的是人物的现在状态的呈现而并不关注对这些女性走出家庭的历程的展示。她认为这源于凌叔华女性意识发展过程的独特性。根据她的观点,五四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最初表现在经济的、物质的独立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只限于浅表层次的外在觉醒,没有进入到深层次的内部觉醒。而凌叔华却对女性自身意识进行了注目与审视。她笔下的这两类女性形象就是这种审视的结果。这些形象表现了她对女性深层传统意识的批判以及对“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实质的探寻和反思。李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