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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视角下的《黑暗的心》 约瑟夫康拉德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短篇丛林小说《黑暗的心》堪称其顶级之作。全书以康拉德的刚果之行作为素材和背景, 通过主人公马洛的主体叙述, 将险象环生的“黑暗非洲”旅程徐徐展现于读者面前。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批评。某些西方批评家曾认为这是一部“建构伦理价值, 回归无意识的”旷世之作, 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当代不少评论家, 如齐努瓦.阿切比 (Chinua Achebe) , 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 , 从文化视角激烈地批判作品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P497) 。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 对于男女性别构造以及“男性气概”的塑造, 约瑟夫.康拉德显然深受父权思想以及其对女性幻想观念的影响。小说塑造男女角色时建构并强化男/女性别二元对立, 将国内女性“客体化”和“他者化”, 将黑非洲的女性“异己化”和“情色化”。因此本文将采用当代女性主义相关理论, 从批判父权文化对男女性别形象的操纵和幻想出发, 试图解读父权政治在小说性别构造和人物塑造中的影响, 以求教于方家。 1. 女性形象的主要者和他者 小说主要通过马洛的故事, 描述帝国男儿在黑暗非洲的探险、开发、掠夺和殖民的经历与感受。由于男性承担了帝国殖民绝大部分的使命, 因此小说中女性人物寥寥无几, 主要有马洛的姑母、库兹的未婚妻及其非洲情妇。虽然这些角色在小说中发挥着不同作用, 但她们却与小说的主旨无甚重要联系。小说中心在于马洛的黑暗非洲之行, 在于其如何发现殖民者“白人黑心”和非洲野人“黑人白心”, 在于马洛寻求自己灵魂的回归。而马洛之所以在小说叙述中提及上述女性角色, 可能是以她们的存在及活动, 衬托并强调其作为帝国男儿的责任和义务, 而这些女性形象的建构无疑与西方父权意识不谋而合, 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了男/女性别二元对立, 将原有的强男/弱女的性别形象一以贯之并进一步的模式化。 在父权社会中, 女人的性别定位意味着她只能是附属的“边缘人”, 而男性则意味着自主的中心者。女权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夫娃 (Simone de Beauvoir) 曾经指出:在所有父权社会中, 男人总是作为主要者 (theessential) 和绝对的“主体” (the subject) 存在, 而女人却总是作为与其相对的次要者 (the inessential) 和相对的“他者”存在(P11) 。因此女人总是被建构为相对孤立的另一种人群, 其存在的目的就只是作为男人的一种辅助品。她似乎总是生活在独立的领域之中, 对周围世界充满幻想, 而从不怀疑命运的不公。对于男性而言, 她只是其欲望的目标, 一种沉默的符号, 或者只是与其对立的“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 女性总是作为被动、弱小、愚笨的从属者, 而男性却总是主动、强大和充满智慧的主导者。 以传统的父权观点看来,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以三种固定的家庭或社会角色存在:母亲, 妻子 (情妇) 和女儿。相应的男性形象则分别为父亲, 丈夫和儿子。尽管在小说《黑暗的心》中女性人物屈指可数, 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但却极具女性形象的代表性。与次要者 (the inessential) 女性“套式”形象相对, 康拉德这部小说中的几个男性人物, 都处于父权社会的中心, 统治着女性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其中马洛和库兹这两个极端男性“套式”形象尤为突出。马洛对于姑母而言, 代表着“儿子”形象, 而库兹对于未婚妻和情妇, 在小说中突出的是“丈夫”形象。这两个人物都是小说虚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马洛是其姑母生活的中心, 他是姑母存在的全部意义。如果没有马洛, 身处父权社会中的姑母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她找不到任何其他人来寄托和实现她的希望甚至野心。对于她自己, 其没有任何野心或者欲望, 而对于马洛她却期望甚多。马洛对她来说就像“儿子”对于母亲一样, 尤其至关重要。马洛从其他男性亲友那得不到的帮助, 却总能从姑母那里寻得。尽管没有工作的马洛在其男性社会圈子里混的狼狈, 却总能在姑母的女性社会圈子中寻得慰籍, 并享受其父权中心地位。换言之, 马洛之所以作为“主要者” (the essential) , 就是因为他的性别, 就是因为他是个男人。然而与马洛相比, 库兹在女性世界中要能耐得多, 因为未婚妻和情妇两个女人为其存在。对她们而言, 库兹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具有无上的权利。在英国老家, 他是未婚妻世界的主宰, 控制着其物质和精神生活, 而未婚妻只能依靠其支撑自己的信念和精神;在黑暗非洲大陆, 他转而主宰土著情妇的世界, 而情妇接替了妻子的角色, 顺从于男主人, 并适时疏放其过旺的性欲。不管身处何地, 库兹总能在女性世界中牢固的占据中心地位, 并享受着对女性的肉体和精神统治的极大权利。 小说中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