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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运河的文化线路特征 21世纪，中国运河终于进入了“宣言”的视野。这条贯穿南北、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大运河,在淡出历史之帷百年后因“申遗”、“南水北调”和地方经济开发又重新被拉到了人们面前。虽然运河的价值并不是必然通过“申遗”才得以昭现,但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基础设施优化、文化遗产维护修复条件改善的年代,“申遗”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对古老大运河的一次“再发现”,也是对其价值的一次重新发掘,是研究、保护、整治、复兴这座古老运河的机会,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一个契机。这条河,在中国漫长的岁月中,曾孕育了沿岸无数城市的光荣和繁华,她给后代子孙创造了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价值。 和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其它河流遗产相比,中国大运河呈现出跨越流域广泛、历史信息丰富、沿河遗迹密布、文明形态复杂、使用功能综合、文化样式多元的线性特征,它是线性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典型的文化线路、文化廊道。在中国大运河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跨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们都试图从德国中上游莱茵河河谷、法国米迪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等河流遗产申遗成功的经验中获得可借鉴的模式和专业知识,然而,在作出系统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国外现有的申遗成功项目的体量、形态、功能、样式上和中国大运河并不具有可比性,甚至完全属于不同的遗产类别。因此,中国大运河申遗就有必要探索自己独特的模式路径,对遗产类别的界定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 一、 “流和对话”的引入ciic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第15届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在中国西安召开,通过了有关《文化线路宪章(草案)》(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5th Draft)的决议。文化线路,在《操作指南》中被定义为:“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代表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一定时间内国家、地区内部或国家、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不断的交流,并代表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 2006年,在巴黎召开第二次科学委员会会议,旨在推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比较性研究。到会的多为研究古代交流线路的专家,包括玛雅道路、罗马帝国道路、两河流域贸易之路、丝绸之路、印度河交流线路、希腊海洋路线等方面研究的专家。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因其线状的分布和遗存特性而称之为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它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线性文化遗产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因素,强调线状各个遗产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至今对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线性文化遗产包括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s)、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s)、历史路径(Historic Pathway)、线状遗迹(Lineal Monuments and Sites)等,属于客观存在的遗产种类。” 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形式和内容多样,其中自然河流、运河、峡谷、道路以及铁路线都是重要表现形式,大多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并体现着地区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从早期的利用河渠运输,逐步发展到修建运河、公路及铁路。带状绵延的长城及其周边的附属建筑、城堡、关塞等,也属线性文化遗产。时至今日,许多这样的文化线路仍存有早先重要事件和早期人们居住模式的痕迹。然而,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开放空间的丧失以及城市的持续扩张,许多这种文化线路资源受到威胁,人们正在寻求保护它们的方式。同时,文化线路也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文化线路,越来越成为当今人们价值认同、地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