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社会政治学说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其当代困境.docxVIP

天人合一的社会政治学说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及其当代困境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宇宙自然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在以往的研究中, 人们往往偏重于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理解“天人合一”, 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审美激赏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将转换观察的视角, 以董仲舒“人副天数”的命题为核心, 探讨这一“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的形成机制与现实指向, 借以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可能性。 一、 “天”“德”“人” 对中国精神的任何一种认识都要诉诸“天”这一核心概念。“天, 颠也。至高无上”,崇天、敬天、畏天,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调;“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万物生焉”,天虽不言, 却是万物得以生长、孕育的源泉, 赋予宇宙以无限生机;“王者以民为天, 而民以食为天”,天是百姓生计的基础和依靠, 是黎民生存最重要的目标;“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天是决定人的生死穷通的决定性力量, 它在冥冥之中主宰操纵着人的命运。总之,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向里, “天”具有一种本体论的含义, “天”作为人与世界存在之本源具有超越一切和统摄一切的功能, 同时, 它也对人的世界具有一种“示范性”力量。 正是这种示范性力量成为董仲舒“人副天数”的政治哲学的前提条件, 也是董仲舒立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论者常谓董仲舒的政治学说是一种简单化的拟人论, 其实不然, 在这种拟人论的背后还是存在严密的逻辑性的。具体地说, 董仲舒制造“天人合一”的政治神话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 建立以“天”为本体的宇宙论。“天者, 万物之祖, 万物非天不生。”“天履育万物, 既化而生之, 有而成之, 事功无已, 终而复始”,“天”是世界的本原, 容纳宇宙万物的整体, 是最高的存在者。这样的一种最高的存在, 对人必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支配性。正因为有“天”, 才会有天人的的相互感应, 才会有“天人合一”式的人世伦常与封建政治的秩序排列。人是宇宙的缩影, 是天的副本, 人的性情禀受于天, 人世的法度取法于天。这种推天道而落实于人事的政治哲学是“天人合一”的一种版本, 其特点正如董仲舒自己所言:“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同而通理, 动而相益, 顺而相受, 谓之德道。” 其次, 董仲舒将“天”神圣化、神秘化, 同时赋予“天”以伦理色彩。“天高其位而下其施, 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 所以为尊也;下其施, 所以然为仁也;藏其形, 所以为神;见其光, 所以为明。故位尊也施人, 藏神而见光者, 天之行也。”“天”, 深藏不露, 神秘高远, 处于至尊之位, 只是偶尔显露其光, 下施成“仁”。这里的“仁”明显地把“天”与道德伦理联系起来。所谓“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代表着最高的伦理道德, 即“天理”, 顺应天理, 便为仁, 违背天理, 便为虐。这种对“天”的伦理化实际上是对上古政治思想的继承。在《尚书·商书》中曾有这样的语句“呜呼!天难谌, 命靡常。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监于万方, 启迪有命, 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 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 以有九有之师, 爰革夏命”。在这里, 所谓“受天明命”, 即是天命与道德的结合, 而夏王朝之所以被“革命”, 就是因为它“慢神虐民”, 以至“皇天弗保”, 政权失去了“天命”, 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故而, 董仲舒提出“与天同者, 大治;与天异者, 大乱”的思想。 再次, 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人副天数”的理论, 将人与天进行类比。“为人者, 天也。人为人, 本于天。……人之形体, 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 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 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习, 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 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 春秋冬夏之类也。……故曰:受, 由天之号也, 为人生主也。”在这里, 造设出人的是天, 天是人之为人的根源, 天数与人体是完全对应的——“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 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 副月数也。内有五藏, 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 副四时数。乍视乍瞑, 副昼夜也。乍刚乍柔, 副冬夏也。乍哀乍乐, 副阴阳也。”人与天象是一一相应的, 不仅如此, 董仲舒还由天道的四时规律 (春、夏、秋、冬) 演绎出为政的庆、赏、罚、刑“四政”, 从天象星宿的数目演绎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官阶体制, 形成一套完备的“官制象天”的理论体系。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 那么这种“人副天数”之说, 也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天与人的相似性的简单类比而已, 不会对现实的社会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关键在于恰在此时, 董仲舒把“人副天数”的学说与“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起来, 从而使其“天人合一”的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