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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变形记的历史反思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董仲舒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以孔子及其《春秋公羊传》为蓝本,吸纳了阴阳五行、道、墨、法等多家思想因素,糅合成一个全新的儒学体系,从以往被统治者视为“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民间学说,一跃而成被统治者接纳为独尊庙堂的专制思想,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21世纪以人为本思想高扬的今天,如何重读这段历史,分析研究其中的得失教训,是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必要课题。 一 关于董仲舒思想文化的评价 研究董仲舒的基本资料为《史记·儒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他的著作大多散佚。 现存有《春秋繁露》,留存于《汉书》中的“天人三策”,及《史记》《汉书》中其它志传中保留的有关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天象、阴阳五行等一般主张。另外,还有一些辑佚书,如王谟《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遗书考》,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等。主体思想则明显集中于《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中。虽然《古今伪书考补正》曾疑及《春秋繁露》一书的真伪,但经近人考证,从宏观历史考察,并不影响现在对董仲舒思想文化的探讨,甚至可以说,从现在的时点看过去,这种真伪可能形成的分歧已完全重叠为统一的历史符号。 对董仲舒的评价,最早出自与他同时代的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儒林传》中说,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稍后的刘向云:“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云,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王充认为,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1,其论政,“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2,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3。宋程颢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4。如果超越经学史的研究范畴,上述评论,成为一种千年不变的基调,终帝制之世,词汇或有更新,热点或有转移,但其基本理念,成为漫长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不可动摇的价值主体。 对董仲舒的否定,出现在“五四”以后,在“反帝反封建”,追求民主科学的历史浪潮下,董仲舒的学说遭到了彻底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在五种社会形态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前提下,董仲舒完全成了反动阶级的代表,与历史文明处于对立状态。帝制时代与“五四”以后的新时代观点虽然相左,并形同水火,但有一个基点是相同的,即论者双方,都前置了一个政治的价值预设,或者歌颂与肯定,或者批判与否定,忽略了董仲舒作为个人,与社会、与群体、与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从而遗漏了历史学本应承担的对文明进步总结的义务。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现象有所改变,但褒贬的痕迹依旧。笔者希望在重新爬梳这段历史与董仲舒学说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能尽量接近历史的启迪,为我国现代文明的传承作出点滴贡献。 二 汉初封国的存 董仲舒出现之前,西汉王朝奉行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这在一般史家笔下,均表示为一种主动选择,但钱穆认为这包含一种无奈的因循。道理十分简单,战国末年惨烈的兼并战争,秦末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接下来的楚汉相争,几乎耗尽了天下的人力、物力、财力,北方匈奴虎视眈眈的存在,更显现了汉王朝恢复国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经过反复比照、反思,在贾谊《过秦论》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之后,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便成了统治集团能采取的唯一选择,从而有了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如果说“文景之治”是一种对事功的表述,那么任何事功背后都隐有一个文化灵魂,这种文化灵魂,即是后世学人共称的“黄老学说”。但若对照当时的真实,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刘邦、吕雉时代,汉王朝并无这种文化上的自体与自觉,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稳住刚获得的天下。因为当时的天下,已经危机四伏:秦以来的文化毁灭政策同时毁灭了社会的道德信仰,“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结果培育了人们对斯文的蔑视和对暴力的崇尚。秦末农民群雄并起,搅动天下人心沸腾。一介农夫陈胜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假问;贵族子弟项羽,见始皇南巡,萌取而代之的雄心;十里亭长,一介布衣的刘邦,也慨然长叹:大丈夫生当如此!如此普遍的“不轨”欲望,正是社会危机的深刻表现,秩序已在人们心头崩溃。当刘邦夫妇侥幸脱颖而出,坐上最高统治地位时,其内心的惕觫、警觉、防范乃至焦虑,可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记·高祖本纪》载:“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令北面而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拾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末发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