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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萧条 2002年3月11日，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在1981年获得了詹姆斯托邦的经济顾问。托宾是美国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过世堪称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 托宾过世后,经济学界一片叹息之声,并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伦敦《金融时报》称托宾是“一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认为托宾是“他那一代学者中最有影响力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该报引用商业版编辑霍伯特·罗文的话说,“托宾的著作第一次揭示了金融资产与政府财政政策的关系。” 托宾的历史地位 3月13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纪念文章说,托宾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辞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今天相比,托宾那个时代的经济辩论风气更良好而且更实事求是。 托宾是一位影响力深远的经济理论家,即使没听过托宾名字的人,都可能是他的信徒。作为一位公众人物,托宾最著名的理论是他大力提倡的被称做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free-market Keynesianism)的思想体系,这个理论认为市场是好事,但要能运作到最好,必须有赖于政府随时做好准备,以防范其过度的运作。托宾堪称是“新民主党”的原始倡导人之一,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他所提出的温和构想,近年来却被左派或右派的极端主义者所滥用。 托宾是把凯恩斯理论革命带到美国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凯恩斯理论革命出现之前,在资本主义经济(laissez-faire)与政府的强力干预之间似乎没有折衷的空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当时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凯恩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认为通过审慎地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可以使自由市场体系在未来避免萧条。 托宾将20世纪40年代所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原理与模型发展为更为成熟的学说,托宾理论的重点在于,投资人如何在风险、报酬与资金流动性之间取得平衡。 60年代,托宾的成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使他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理论的最著名的反对者。弗里德曼坚持以货币供给的改变来解释一切经济的起落,但这种看法经不起时间考验。托宾则认为资产价格才是主导经济波动的背后因素,这个理论至今还无人能够突破。 今天,托宾最为著名的两项政策主张却遭到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士的剽窃。第一项是他在肯尼迪总统时代主张的减税政策,它启动了60年代的繁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今减税通常为死硬的保守派人士所称颂,这些人认为减税是治“病”的万能药。托宾并不同意该观点,认为从目前美国经济情况来看,应该扩大国内支出,而不是进行减税。 托宾的第二项政策主张出自1972年,当时他建议政府对外汇交易课征小额税赋(0.1-0.5%),作为打击投机的手段。托宾认为此税有助于提倡自由贸易,让其它国家开放市场时,不会遭受“热钱”突然大量流动的冲击。遗憾的是,“托宾税”再次被死硬的反自由贸易者滥用,特别是法国的该类组织“阿塔克”(Attac)。托宾本人曾表示:“最大的掌声却是来自错误的地方。” 托宾的逝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年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汇聚了美国最卓越的经济学天才,不可思议的是,在这组顾问中日后出了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个成就已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将后无来者。 反全球化运动 近年来,由于反全球化运动日益旺盛,“托宾税”的概念也重新受到重视,特别是在欧洲的法国与德国。但托宾本人却强调,反全球化者宣扬的“托宾税”,是对其本意的误解,是借用了他的名字。 托宾生前曾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2001年9月2日出版的该周刊记录了托宾的谈话内容。尽管反全球化者正在使用托宾的名字,但托宾却坚决地表示,他从未反对过全球化,他和那些反对全球化者没有任何共同点。托宾说,“我感谢人们关心我的想法,但很多赞扬却来自错误的一方。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象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是提倡自由贸易的。而且,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而现在(反全球化)运动正在抨击所有这一切,他们滥用了我的名字。” 反全球化运动努力倡导对外汇交易征收税款,目的是使资本市场得到控制,而将取得的税收收入用来增加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托宾则建议,可以将所征的税款交给世界银行。他认为,对外汇交易收取营业税是有意限制外汇汇率的波动,以吓跑投机者。由于许多投资者进行超短线的外汇交易,如果这批资金突然撤离,那些国家就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以留住资金,高利率通常会对家庭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象墨西哥、东南亚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征税可以使那些小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抵御金融市场风暴时找回一些机动的空间。 托宾认为他与反全球化者的区别在于,反全球化者感兴趣的是从征税中获得更多的资金,以向其全球发展计划提供经费;但托宾希望的是减缓交易频率,增加资金不是主要目的,获得税收只是副产品。托宾认为他正在被误解,他的名字已经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