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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文化外交从《富布莱特法案》谈起 自2002年以来，美国著名的非营利研究机构“艺术文化中心”（nationalacademyof艺术文化）开设了“艺术、文化和国家对策”课程。该项目着重研究美国政府在艺术及文化决策方面面临的重大难题。《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是其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该项目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弥尔顿·C.卡明斯博士执笔, 对美国70余年来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并总结了美国政府文化外交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对此做一简要介绍。 通过《富布莱特法案》与美国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 冷战接踵而至, 美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和文化斡旋。在由美国人占领的前纳粹德国地区, 美国着手实施了大量的教育和文化计划, 对德国人进行民主制度方面的改造教育。教育和文化交流是这一广泛的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1954年, 有12000多名德国人和2000多名美国人参与了美国政府在两国间发起的交流活动。1945年8月太平洋地区的战事结束后, 美国占领日本并推行了类似的计划。 1945年, 杜鲁门总统将两个战时机构——战争新闻办公室和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国际新闻职能转交国务院行使。它们的职能与文化关系司的职能合并, 形成了国际新闻与文化事务办事处。一年后, 这一机构被重新命名为国际新闻与教育交流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负责向助理国务卿汇报公共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负责管理美国文化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发生了更多的变动和重组。 1946年, 美国开始实施一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阿肯色州的参议员J.廉·布莱特, 曾作为一名研究生, 通过非政府奖学金计划的资助在英格兰学习。他发起和协助通过了《富布莱特法案》。根据这个法案, 美国国务院有权与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议, 而且可以利用通过销售美国作战剩余物资所取得的外国货币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后来,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提供年度拨款, 用以维持和进一步开展这项开始被称作《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计划。1996年, 在《富布莱特法案》实施50周年之际, 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建立了一个由学者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私人赞助, 对《富布莱特法案》基金进行了评估。该委员会注意到, 1946—1996年以来, 全球约有25万人次受益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富布莱特法案》的潜在原理是:无论接受者的职业或研究属于哪一个领域, 曾经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这一经历本身, 就为其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国际带头人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它在美国产生了这样一批先导者, 他们熟知和了解世界的需要。而且,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当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的毕业生们承担起领导者的职责时, 他们会怀着对美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的赞赏。 1946年,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另一次文化外交突击, 但它远没有《富布莱特法案》成功。在国务院内, 一些公共官员试图突出美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所说的那样, 他们希望“向国外所有那些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的国家的人”证明, “美国既是一个有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家, 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国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 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两个画展。第一个画展是“美国产业者艺术”, 旨在展示商业界艺术收藏中的文化内涵;另一个画展是“美国先锋艺术”, 这些绘画代表了当时美国艺术的最新动态。 冷战开始后, 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德特法令》, 即美国1948年新闻和文化交流法令。这项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的权限。该法令使得美国政府首次在不参战的情况下, 保证“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进行。此外, 法令还声明交流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 增进美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这些措辞背后, 是美国对苏联外交目标及美国海外安全的关注, 对苏联新闻计划中那些反美宣传的具体考虑。立法机关表面上要求美国的交流计划要寻求“促进对美国的进一步了解”, 而实际上则是说, 美国要动用一些文化外交手腕, 特别是新闻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宣传力度。 作为《史密斯·蒙德特法令》的一部分, 国务院文化司再次重组, 改建为两个独立的办公机构——教育交流办公室和国际新闻办公室。教育交流办公室负责国际人员交流和维持海外图书馆及海外学会;国际新闻办公室则负责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新的行政设置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 即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理应从新闻和媒体计划中分离出来, 因为前者旨在从长远角度增进国际理解, 而后者则包含了较为短期的目标, 特别是针对苏联的宣传。随着冷战对峙的加剧, 美国更加注重向世界其他各国阐明自己的观点。1953年, 美国创建了独立于国务院的新闻署。它囊括了所有的新闻机构, 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