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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税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首次提出了托宾税的概念。它指的是与所有交易有关的所有交易，包括资本输入和转让，以统一税率征税。本文认为, 征收托宾税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 并为国内宏观经济调控赢得额外的政策空间。 托宾税在历史上的三次讨论 20世纪70年代初, 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首次提出这个建议, “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但当时托宾税并没有引发足够的讨论, 相反, 托宾本人认为, 这个建议“倒是像一块石头那样沉了下去, 经济学家们对它不予理睬”。 时间一晃就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 彼时的英镑危机、里拉危机, 使人们再次反思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是否太过光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托宾本人再度提及托宾税, 并进行了更为严肃的学术讨论。但随着托宾去世以及新世纪之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多年太平, 托宾税的研究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托宾税再次引发热议。欧洲人甚至觉得, 光谈托宾税都不够“给力”, 需要在此基础上寻求更严厉的方案。为此, 德国、法国等11个欧盟成员国, 主张对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 (FTT) 。2009年12月, 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还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虑征收全球性的金融交易税。虽然2014年欧盟如期开征金融交易税遭遇挫折, 但欧洲关于托宾税及其升级版的思考和实践, 已经获得了很多共识。 从污染税来看托宾税 托宾税概念在历史上的三次浮现, 都与当时的金融危机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托宾税是人们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之一。这个概念, 显然是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那么, 政府为什么要对这个市场进行干预?从经济学逻辑来讲, 除非是这个市场有失灵的情况, 否则政府的干预将造成价格信号扭曲、资源的错误配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存在不小的问题。 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一, 就是负外部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是企业生产的排污问题。从全社会利益最优解来看, 相应的产量应该是较低的;但是如果企业不考虑污染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只考虑利润, 则产量就会大大高出社会最优产量。 与之相似, 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某些交易者, 好比是排放污染的生产企业, 这些交易者在从事金融交易获利的同时, 危及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些负面因素, 正是这些金融交易者排放的“污染物质”。 就像治理污染一样, 针对这些制造“污染”的金融市场交易者, 我们似乎有很多办法来应对, 比如直接禁止污染企业生产, 或者给企业发放排污限额, 再或者对企业征收相应的污染税。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 上述三种方法, 分别对应着:资本项目的完全管制、资本项目的额度管理, 以及征收托宾税的方案。 上述三个方案对于社会福利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 禁止所有污染企业进行生产, 这能够完全杜绝污染问题, 但与此同时也会使社会立即陷入贫困。最优状态, 应该是使得污染的代价与社会收入的增加之间获得平衡。完全禁止资本项目的开放, 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 对企业排污的额度管理, 虽然比完全禁止要更有弹性, 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哪些企业可以进入配额名单?排污的总体额度, 如何在不同企业间进行分配?企业间不同的排污额度分配方案, 即意味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资本项目的额度管理, 也存在相似问题。由于行政干预在很多环节会影响市场资源分配, 因此, 这种管理方式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最后, 按企业的排放污染情况, 对企业征收污染税, 使污染成本包括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之内, 从而使企业决策的最优产量, 与社会福利决定的最优产量相一致。这时候, 对企业征收的污染税, 就以较低成本纠正了市场失灵,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 类似于征收污染税的情况。 但在最后一种情况中, 污染税与托宾税两者也有所不同:实体经济中, 由于排污企业名单及其采用的技术标准是相对稳定的, 因此, 污染税执行的对象较容易在事前区分。国际资本流动中, 这却往往很困难。很多时候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是难以区分的, 比如国外投资者购买沪市的股票, 从持有到撤资的过程, 可以是几天, 也可以是几年。近年来的情况甚至还表明, 在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流动, 有时候也可能就是短期投机资金流动。2013年初, 就有数量可观的短期投机资本, 伪装成虚假贸易, 在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之间进行较高频率的套利。 在托宾税征收之前, 监管者无法识别交易者的类别, 因此托宾税的征收或者说惩罚机制, 是通过交易者的实际行动, 让他们主动显示出自己所属的类型。例如, 在托宾税为0.1%的情况下, 一次外汇买卖就要缴纳0.2%的托宾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