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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园林与清代三大商帮园林 历代园林都是文化艺术的物质结晶。然园林一般多是大官僚、大商人的拥有之物。清代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代表人物均营造有家族式的商帮园林。十三行行商可谓享誉世界的大粤商,行商园林也就是粤商园林。粤商园林中的佼佼者“海山仙馆”,是一处集岭南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的私家园林,也是一处吸纳西洋设备与运用外来建材、具有涉外商贸活动的半公共性园林。今天,从传承历史文化艺术的目的出发,从建设广州世界文化名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来看,复兴古典园林无疑都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事业。 一、 广东商人的居住空间与文化特点 历史学中严谨的商帮概念,并不是一种有严密组织和向心力的集团,只是一种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上的松散结合的商人群体。清代,由于受世界商品经济的影响,商品行业和数量的增多,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在各地出现了不少商人集团,传统“抑商”观念有所改变。商帮的发展受到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特点等方面影响,导致了不同商帮的经营风格、经营理念、行为规范。清代商帮以晋商、徽商、粤商最为著名,三者的交易对象、经营活动范围、经营的商品种类虽各有很多不同的特点,但都有同境外贸易的背景。尤以粤商的对外贸易具有划时代的全国性意义。 在中国农耕文化观念、封建政治体制、“重农抑商”政策的社会背景下,商帮们发财后都只能买田置地建园,并没想到、也无法实施怎样“扩大再生产”。究其原因,叶显恩先生指出:“由于官府的庇护和享有豁免税收等特权而取得优惠利润的徽商,是一般商人所不能与之竞争的。他们并没有感到有改变经营商品生产的必要……所以,当商业资本超过经营商业所需要的成本数量之后,超过部分……则挥金如土地耗费在‘肥家润身’上”。除了自身的勤勉之外,想方设法寻求官府庇护,垄断一方,也是商帮集团的一种特色。 此段话当然也适用于清代粤商中凭借垄断东、西洋贸易特权的十三行商人群体。黄启臣先生认为:“纵观明清广东商人的商业资本的主要流向趋势,可见相当多数商人,把积累起来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商业资本用于购买土地宅屋,与土地相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故建设豪华宅院,是明清商人使用商业资本的重要选择,这也成为大清帝国留存至今对外贸易的商业文化遗产。 建房筑园是一种在时间流逝中存在于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国建筑文化,是按一定的建筑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把握一定的科学与美学规律所进行的空间安排,是对空间秩序的人为‘梳理’与‘经纬’”。建筑文化是时空的‘人化’,是时空化的社会人生。 地域文化与审美情感的差异,使得三大商帮的居住宅院、私家园林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晋商以大院为主,如果说乔家大院使山西的大院文化首次为国人知晓,那么常家庄园则又把大院文化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8世纪中期,常氏发现俄蒙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晋商常氏家族于是开辟了一条从福建武夷山,经陆运、水运、驼运,行程一万余里,最远到达莫斯科的“万里茶路”。晋商赢利后所建宅邸以晋中“大院”为代表,成为北方地域性建筑的典型。晋商大院深邃富丽,规模宏大,以四合院为基本结构,每个院子自成一体又互相连通。大院的整体结构以防御居安和传统尊卑有序的礼制为规划思想。 位于太原东南晋中市榆次区的常家庄园,乃清代晋商巨贾的私家园林。高大的堡门坐西朝东,门外有条环墙的深水护城河,大门口架着白色石拱桥。正对着堡门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石板街,所有宅院都在街北一字排开。面积百余亩、主调西北风格于一体的园林 ——“静园”,楼台阁榭蔚为壮观(图1)。另有杏园、桑园,冬天湖上结着冰,春天时,满园杏林飘香。作为坚持“学而优则贾”的儒商世家——常氏家族非常重视子弟们的学养教育,家族中既有进士、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除了科举的儒文化内涵外,这里的艺术含量也很高雅深邃。分布于各个大院的门式、窗饰、彩绘、匾额、楹联、砖雕、木雕、碑刻等堪称晋商文化精品。 至清乾隆末年,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是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这个百分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园林特指“由徽商出资,建造在徽州地区,与徽州文化紧密相连,其造园思想受新安派理学影响,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徽州三雕为其主要营造理念元素的园林及园林化建筑群”(图2)。徽商园林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民俗文化之精华于一身。风格独特,结构严谨,不论是景观区划还是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牌坊最为典型,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其雕刻内容多为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八宝及博古等。题材众多,有传统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