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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探索和人类知识的视野是科学最基本的特征。但非常遗憾,近代中国对这一具体表征科学本质的认知,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的幽暗曲折,值得言说与探究的地方不少。笔者已从“科学救国”这一社会思潮的演进角度对该问题作了初步讨论,这里就国人对科学观念的认知粗略梳理一个基本的线索,细节与关节点留待将来。1 一 西方科学成为“格致”的工具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对科学的认知在概念上经历了分科之学——格致——科学这样一个发展阶段。2“格致”是个传统词汇,其意义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金观涛等认为,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被程朱理学赋予了浓厚的道德意义,具有穷理和经世两个目标,因此儒生求知所达到的知识体系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通过穷理达到对宇宙秩序和万物普遍之理的认识,即广义的理论知识;一为与实用相关的种种知识,通过经世致用与儒家伦理相联系。当道德意识形态需要重构时,穷理需求空前高涨,主要指向理论知识;一旦道德目标明确,实用技术便成为主要需求。“穷理和经世可以构成两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建立知识系统的动力,它们各自亲和于西方科学和技术。”3 将格致与西方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是明末的徐光启。他将“格物穷理”对应于西方科学,包括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乃至化学等。可以说,徐光启“格物穷理之学”对应西方自然哲学的提出,在观念上搭了一座引渡西学的桥梁。但因“礼仪之争”等因素造成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途径被掐断。4西方科学再次输入中国时,它首先选用的词汇并不是“格致”一词,而是“分科之学”。1853年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有篇名直接为《火轮机制造略述》,将轮船名曰火轮机;《地质略论》径称地质,《生物总论》直接用生物。传教士合信于1849年在广州出版的《天文略论》介绍天文学;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是卫生学著作;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相关物理学、天文学和动物学。1860年以前,作为输入西学重镇的墨海书馆,出版著作中也没有名为“格致”的,数学有《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物理学有《重学》,天文学有《谈天》,生物学有《植物学》等。 1851年由慕维廉编译的《格物穷理问答》小册子,内容相关自然科学。这可以说是目前发现近代以“格致”相类词汇指称西方科学的第一本翻译书籍。“格致”一词在晚清流行并指称西方科学是洋务运动开始以后,与洋务派学习西学必须考虑传统学问环境有关。冯桂芬1861年在《采西学议》中指出,明末和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这样,西方科学作为“格物至理”的学问重新获得传统“格致”所具有的道德与学问上的意义。冯桂芬此一论调为洋务大僚们所接受,西方科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传统学问中重新取得一席之地,为洋务派利用西方科学富国强兵铺平了道路,也为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就在西方科学获得“格致”这一传统学问地位的同时,纠缠于中国社会现实与“经世思潮”的勃兴,却不可避免地被实用化、工具化,“穷理”的理论取向被完全遗弃,“格致”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道”被丢弃了,仅仅留下“经世”层面,变成“形而下”的“器”,成为“立竿见影”的富国强兵工具。“科学”被抛弃、被遗忘,科学的应用——“技术”成为朝野共同追求的目标。后发展国家对西方科技的认知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一)认识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二)认识到作为军事优势基础的西方军事技术;(三)意识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四)认识到西方军事科学技术仅仅是西方科学技术的一部分,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还必须引进西方的纯科学与一般技术。5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第三个认识阶段,认识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也已经模糊地达到第四个阶段,意识到要充分掌握西方军事技术必须学习西方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认识到英国人之船坚炮利,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克敌致胜方略,他说:“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6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主张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林则徐仅仅认识到“长技”是坚船利炮的军事技术不同,魏源进一步认识到“长技”不单指武器与养兵练兵之法,还包括民用技术——“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斤秤之属”。7并提倡建立军事工业:“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主张培养技术人才:“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