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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的味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东晋的夏庚首次以“味”论诗，梁启周的《文心雕龙》也以“味”论诗。但真正把“味”作为诗歌的评判标准, 并对其内涵进行细致阐述的是梁代钟嵘的“滋味说”。自钟嵘之后, “味”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晚唐司空图则提出了“味外味”“味外之致”, 将味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后世多沿此以味论诗。一般而言, “味”是一个专属诗学领域的范畴, 它是一个统摄欣赏者的审美体验与文本的审美情趣、风格、意蕴等方面, 追求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的诗学概念。中唐时期的柳宗元也使用“味”, 并将“味”的适用范围扩大。柳宗元创造性地把“味”应用于散文鉴赏中, 以“奇味”评论文章。柳宗元的“奇味”有其特定适用范围, 它主要是指文学的审美风格, 是一种风格论。“奇味”是柳宗元对文学审美风格的总体概括, 在此之下, 他对文学审美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一、 投文于文学的审美风格 韩愈的《毛颖传》问世之后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柳宗元就读过此文之后却大为赞赏, 并撰文为韩愈辩解。柳宗元认为《毛颖传》呈现出“俳怪”的审美风格, 并肯定了“俳怪”风格存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 柳宗元提出了“奇味论”:“大羹玄酒, 体节之荐, 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樝梨、橘柚, 苦咸酸辛, 虽蜇吻裂鼻, 缩舌涩齿, 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 屈到之芰, 曾晳之羊枣, 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 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 则韩子之辞, 若壅大川焉, 其必决而放诸陆, 不可以不陈也。”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在柳宗元看来, 人有百口, 味分百种, 各有所好, 人之天性。上至味之至者的大羹玄酒, 下至苦咸酸辛的各种奇特事物, 滋味各异, 都有人喜好, 实属正常。人们对不同滋味的食物的喜欢是不分优劣的, 就像文王嗜昌蒲菹、屈到嗜菱角、曾皙嗜羊枣的行为一样, 这只是人们的口味不同而已, 无可厚非。正是人的口味不同, 所以要用不同滋味的食物来满足人们的不同口味, 这就是“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 柳宗元认为人之于文, 就好比口之于味, 不同的人喜好不同风格的文章, 因此文章的风格也就千变万化, 丰富多彩。在他看来, 不同的作品拥有不同的“奇味”, “博如庄周, 哀如屈原, 奥如孟轲, 壮如李斯, 峻如马迁, 富如相如, 名如贾谊, 专如杨雄” (《与杨京兆凭书》) 。文学的审美风格也不分高低优劣, 不能因为推崇某一种而否定其他风格, 它只是反映出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不同而已。正是由于文章风格各异, 使得文章各具“奇味”,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 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 带来多样化的审美享受。进一步而言, 柳宗元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审美趣味或审美需求的多元化, 才造成了文学千变万化, 风格各异。因此, 柳宗元鼓励文学作品要有“奇味”, 倡导文学审美风格的多元化。同时, 对于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各种“奇味”, 无论是味之至者, 还是味之奇异者, 柳宗元都一视同仁, 不存在偏见。在他看来, 文学愈是有“奇味”, “奇味”愈是多种多样, 才能满足人们不同的口味, 才能尽情发挥文学的审美功能, “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在此, 柳宗元肯定了各种文学审美风格存在的合理性, 并认为这是文学繁荣与发展的必然。柳宗元的这一主张无疑十分适合文学的实际, 为各种文学审美风格的存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有利于各种文学类型的繁荣与发展。 结合柳宗元自身创作,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主张对文学创作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偏擅一种风格而是多种风格并存, 可以使个人的创作丰富而不流于呆板, 深厚而不流于浅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挖掘自身创作的潜力, 拓展个人文学创作的发展空间, 实现个人文学审美价值以及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柳宗元的创作无疑践行了他的主张, 多元化的审美风格是其作品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柳宗元的作品既有雄深雅健之作, 如《封建论》《断刑论》等;也有清新明丽之作, 如《永州八记》《渔翁》等;既有悲慨激愤之作, 如《骂尸虫文》《捕蛇者说》;也有幽冷峭厉之作, 如《江雪》《南涧中题》等。其诗歌、散文两种体裁风格各异, 政论文、书信赠序、山水诗文等题材也是面貌不一。即使是同一体裁、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 柳宗元写来也是风格迥异, 绝少雷同。这种多样化的审美风格使得柳宗元的作品别具“奇味”, 带给人们多元化的审美享受。这使得柳宗元成为中唐为数不多的文学大家, 足以慰藉他因政治失意而造成的悲剧命运。 联系柳宗元所激赏的《毛颖传》, 我们便会发现他的“奇味”是有其特定含义, 它是指在文学创作中由于题材的新颖与写法的别致而形成的一种新异的审美风格。柳宗元认为, 正是由于题材与技法上的突破, 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