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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不确定条件下的法律推理 一、 法律逻辑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观察中提出了管理好法律的梦想。“法治包括两个重要的意义。现有的法律普遍服从，每个法律应该是良好的法律。”(1)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有这样一个梦想,“有一天法律也会非常完美,法官只要看一眼就够了”。发端于19世纪欧洲大陆德、法等国的概念法学或法典主义确信,立法者充满理性而且理性也能够保证立法者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性能力创立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并据此推导出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典。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是“完美无缺的”,具有“逻辑的自足性”与“论理的完结性”,从中能够直接地找到毫无疑义、无可争议的规则来解决具体案件。 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良好的立法和司法都离不开逻辑,法律研究和法律适用要大量地依靠逻辑。(2)国外学界创立了法律逻辑学科,开始了法律逻辑研究。国外学界最初是在传统逻辑或一阶逻辑等经典逻辑框架下进行研究,主要探讨如何将经典逻辑应用于法律领域之中,先后建立了以传统逻辑和一阶逻辑等经典逻辑为框架的法律逻辑体系。前者如美国法官亚狄瑟于1988年出版的《法律的逻辑》等,后者如德国克鲁格在1951年出版的《法律逻辑》、波兰齐姆宾斯基于1959年出版的《法律应用逻辑》、奥地利塔曼鲁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法律逻辑概论》。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界开始寻求基于经典逻辑系统的扩充(3),对法律规范及其推导进行新的逻辑研究。学者们借鉴Von Wright(1951)和Anderson(1956)的道义逻辑工作,在经典逻辑系统中引入规范算子,对经典逻辑系统进行扩充,建立法律规范逻辑系统。比如波兰学者Ziembinski的《法律应用逻辑》(1976)以及奥地利学者魏因伯格的《法律逻辑学》(1989)中的法律规范逻辑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受到国外学界的影响,也先后进行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前者如吴家麟的《法律逻辑学》(1983)(4),后者如周祯祥的《规范逻辑》(1999),陶景侃的《法律规范逻辑》(2000)等。目前我国法律逻辑研究体系虽然众多,但大多数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其一,是以传统逻辑为框架的体系;(5)其二,是以经典逻辑及其扩充为框架的体系。(6) 在经典逻辑及其扩充框架下的上述法律逻辑研究,它们预设了实在法是完美无缺、无可争议与不可改变的,预设了法律的确定性、协调性、完备性,蕴含着人们对立法和司法的确定性期待与追求。它们主要探讨法律概念与体系建构应当遵守的确定性与正当性准则,主要研究在法律确定性条件下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论证模式和方法,并基于案例阐明如何将这些逻辑法则、模式与方法运用到立法和司法之中。如美国学者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1964)主要探讨实在法的道德尺度与理性准则问题(7);德国克鲁格的《法律逻辑》(1951)、波兰学者齐姆宾斯基的《法律应用逻辑》(1959)以及奥地利学者魏因伯格的《法律逻辑学》(1989),主要研究在法律确定性条件下的判决推理或判决论证模式与方法。 二、 法律的论证基础:数学论证5 亚里士多德探讨了人类思维基本规律,研究了“必然地得出”的推理规则,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逻辑体系——三段论逻辑系统(8)。他还在《修辞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前分析篇》等著作中对法律的缺陷及其推导方法进行了最早的逻辑研究(9)。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19世纪末强调指出把法律规则视如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无可争议与不可改变的观念是荒谬的。他指出对案件进行裁决时需要遵守制定法与判例法的规则,但这些法律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不是从权威那儿理所当然地拿来的。法律不同于数学公理,它凝聚了时代的需要、流行的道德与政治、人们的直觉与偏见,因而是有争议的也是流动变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在《普通法》开篇说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三段论。法律包含了一个民族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它不能被当作由公理和推论组成的数学书。”(1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中,也指出了法典和制定法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法典和制定法“会有需要填补的空白,也会有需要澄清的疑问和含混,还会有需要淡化——如果不是回避的话——的难点和错误。”(11)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图尔敏就对基于经典逻辑框架的法律逻辑研究提出了质疑与批评。他在《论证的使用》(1958)中指出:包括经典逻辑及其扩充在内的形式逻辑框架是数学论证的模型,从本质上说它们不足以用来刻画法律论证及其推理。法律论证及其推理不是三段论逻辑所能完全表达的。法律论证等一切实际论证或实践论证在本质上不同于数学论证,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