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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多寺庙地理分布 西历考察佛教。该地区有许多佛教寺庙，包括上一代和下一代。史载“近自畿甸, 远及荒要, 山林溪谷, 村落坊聚, 佛宇遗址, 只像片瓦, 但仿佛有存者, 无不必葺”252。大量佛寺的建立与存在, 客观地反映了西夏佛教发展之盛况。西夏亡后百年, 明人亦发出“云锁空山夏寺多”380之感慨。西夏佛寺的大量遗存, 对研究西夏佛教与西夏国情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西夏佛寺的整体性概述, 或是从建筑艺术与科学等方面做的个体性研究, 从宏观层面对西夏佛寺地理分布作相关研究的较少。笔者不揣浅陋, 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 对西夏佛寺的地理分布做一综合研究, 以期通过佛寺的地理分布探求西夏佛教的流布, 明晰西夏境内不同地区佛教发展的情况, 进而探求所述地区情况各异的原因。 一般而言, 佛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寺院, 基本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 其间有标志性建筑———塔;一种是石窟寺, 石窟寺是滥觞于印度的一种特殊的佛教寺院形式。中国石窟最早开凿于3世纪, 兴盛于5-8世纪, 绵延于16世纪。囿于各种原因, 西夏石窟寺多是承袭前代而少有建筑。 一、 夏、夏、宋、夏所列寺院、石窟分布 西夏时期现存的寺院、石窟寺以及相关的大量佛教文物, 是当时佛教盛况的直接有力证据, 同时有关文献也记载了当时很多的佛寺。虽然文献中出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但是仍然可以对当时的许多佛教情形做一说明。本文检视与西夏相契合的有关文献以及学界相应研究成果, 爬梳文章所讨论的佛寺对象, 包括西夏时期所建和前朝所筑、此时期依然存在的寺院和石窟, 然后以西夏当时的行政区划编排统计。 由表1可知, 目前有资料可考的西夏寺院约有35所, 兴庆府 (含贺兰山) 地区15所, 占总数的42.86%;甘州6所, 占17.14%, 凉州5所, 占14.28%, 瓜、沙、西安各2所, 定、韦州各1所。黑水城具体佛寺数目难以确定, 姑且以群为单位。由表2可知, 西夏的石窟寺有11所, 其中确定的洞窟约有80个。其中瓜、沙两州就占总数的90%以上。所列46所 (群) 佛寺、石窟集中分布在兴庆府、甘州、凉州、瓜州、沙州、黑水城等地, 呈明显的点状分布。把上述各州 (除黑水城外) 连成一线, 会发现佛寺、石窟呈明显的条带状分布。这条分布带具有连续性, 自兴庆府沿贺兰山东麓向南, 在鸣沙折向西北沿河西走廊过凉州、甘州、肃州直至瓜州、沙州。西夏境内大部分佛寺集中于这条佛寺带, 鲜有例外者 (黑水城孤悬漠北, 另当别论) 。 以佛寺类型为基准, 西夏的这条佛寺分布甘、凉、瓜、沙、黑水城等州佛寺、石窟次之, 应是佛教的兴盛区, 其余各州寺院、石窟较少, 应是佛教流布的一般地区。 除两表中所列州以外, 西夏还有很多未点名的州郡也可能有佛寺的存在, 如灵州在后唐时有广福寺、龙兴寺, 后晋有永福寺;洪州在唐带又分为两部分。以甘州为分点, 甘州以东的凉、韦、定、兴等州基本是院落式佛寺, 以西的肃、瓜、沙州则多是石窟寺。这种分布形态应该是政治和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西夏佛寺的城市类型多, 山林类型少;山林类型集中于贺兰山地区, 而贺兰山距离兴庆府不过百余里。在唐代, 贺兰山就有僧人在山中结茅为舍, 念佛修持, 进行宗教活动。西夏时, 此地是三大神山之一, 地近京畿, 备受推崇。至明代, 贺兰山尚有“颓寺百余所, 并元昊故宫遗址”12, 由此可见贺兰山佛教之兴盛, 也说明西夏时佛教与政治的契合之完美。综上可知, 兴庆府地区 (含贺兰山) 佛寺众多, 应该是西夏佛教的发达区, 有大明寺、开元寺等。但可以推知唐、五代时期, 灵州地区有佛寺存在且佛教是较流行的, 说明佛教在当地的信仰基础比较广泛。西夏所辖州可以分为基本州和新建州。据李昌宪先生研究, 西夏基本州有21个 (兴、定、静、顺、怀、永、灵、盐、会、银、夏、宥、洪、龙、威、凉、甘、瓜、沙、肃、胜) , 新建州有9个 (府、丰、石、西安、西宁、乐、廓、天德军、祈安城) 。若以基本州为基准, 西夏佛寺州占全国的52.38%, 若以全部所辖州为基准, 西夏佛寺州仅占全国的36.7%。西夏初建时国土估算为576880平方公里, 鼎盛时约为60余万平方公里, 佛寺的分布地带面积约为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当然这与西夏境内多戈壁、沙漠有关, 但是西夏的其余州郡、人口也是集中在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地区的, 即使不以占地面积多寡为基准, 单以佛寺所在州数也可以推测西夏佛教的流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二、 河西地区的佛教环境 (一) 经济、人口条件。佛教的生存、流布以及佛事活动的开展等, 都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一般而言其经济来源有二, 一是来源于皇室、贵族的捐赠以及普通信教群众的捐贡;二是来源于寺院经济的自身提供, 而外在布施自始至终是佛教生存发展的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