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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的江心坊与郭儒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传承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保护具有历史文化的建筑遗产, 就是保存城市的记忆, 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江心岛公园概况 温州是一座具有1680多年建城历史的东瓯名镇, 从郭璞选址建城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 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5处, 省级文保单位50处, 比如:胡氏大屋、廊桥、丽水街、东瓯庙等等, 1991年被确定为浙江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被称之为“诗之岛”、“佛之屿”的江心屿, 文化底蕴深厚, 是历代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其中主要景点江心寺是南宋嘉定年间官办禅宗五山十刹中的一刹, 至今仍辐射着超凡脱俗的魅力。其纪念性的历史文化建筑比比皆是:如唐宋始建的双塔及双塔下的龙翔寺、兴庆寺、文天祥祠、浩然楼、澄鲜阁、谢公亭等。假如目前温州市已编制完成的《温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得以实施的话, 那么, 北起瓯江、南至小南门河、东到环城东路、西至九山外河的区域, 以及江心屿地段, 总面积4.1平方公里的古城将会以“山水古城”、“沿海重镇”、“文化名郡”、“商贸之都”的历史文化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文化名城呼之即出! 笔者认为温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开展既有利于提升其文化影响力, 推动城市文化资源保护, 又能促进文化大市的建设、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是利国利民的双赢决策。 保护和利用传统古宅 历史文化建筑是城市的记忆, 我们在历时两年的拍摄收集过程中, 发现温州市在保护古迹, 尤其是古建筑这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是关于朱自清、谷超豪故居拆迁重建的问题。著名的现代散文家朱自清故居由原来的朔门四营堂巷34号挪到200米外的四营堂巷22号, 房屋整体结构和布局虽然全部按照旧居重建, 也保留了清末民初的风格, 但已非原址原貌了。而现代著名数学家谷超豪先生的少年故居谷宅原址位于鹿城区高盈里11号, 建于19世纪40年代的七开间四合院式木结构民居, 因高盈里地段旧城改造、道路拓宽搬迁重建于白鹿洲公园中。 温州的古榕树在旧城改建中都得以就地存活, 为什么名人故居不在规划时将在原址上予以保护呢?难道不可以以名人故居为中心, 在住宅小区内建立公园式的休闲活动场所吗?这样即能达到以旧修旧, 节省了拆迁重建的巨额资金投入, 又增加住宅区的文化底蕴, 这样不是更科学合理吗? 其二, 古建筑内现居民的生活文化素质与原古宅的文化生活内涵大相径庭, 以致于不能体现古宅原来的传统文化内涵和韵味。 温州市现亟待保护和抢救的故宅有三种:庭院式、天井式和花园式的, 都为大户人家所有, 也就是解放前我们称之为地主、资本家所有的。当时规划建设时, 是严格按照我们传统文化的礼仪建造的。解放后被充公后, 分配给平民百姓居住, 因此, 现在城市里的古建筑基本上都已不是原住民, 跟城市的文脉、跟建筑的历史有感情上的断裂。除了这些外来住户外, 过去一家一户的宅子现在是几十家住, 为了满足现在生活的基本需求, 违章搭建、超负荷的使用古宅门——门厅——院落——中堂——照壁这条轴线上布置的公共空间, 原供团聚、议事、会客、祭祖用, 使用是礼仪的、共享的, 起家庭的组织、整合作用地方全给破坏了, 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 让我们伤怀不已!更有甚者, 在天井中搭建违章建筑。如果碰上生活于低层, 并且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意识的居民, 板车、黄包车等等杂乱的生活用具堆积。大院落的文化内涵和本然的风韵荡然无存, 很是令观者惋惜! 故此, 笔者认为挖掘和保护古建筑的文化内涵迫在眉睫。不仅要修缮其古建筑的本身结构, 还要展现他原有的生活文化气息。只有两者双管齐下才能完美地体现古建筑的生命力以及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而我们目前保护这些古屋只是把古屋外墙予以修饰, 而忽略了古屋内在的文化元素, 保护工作只做到治标的分上。 其三, 许多“名胜古迹”已然名存实亡, 没有了往日的气息和历史的痕迹。 位于江心屿的“龙翔寺” (又名普寂禅院) 和“庆兴寺” (又名净信讲院) , 是典型的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江心屿东塔之下的“龙翔寺”建于唐代, 原名“普寂蝉院”, 南宋高宗避难于此, 留御笔“清辉浴光”, 他回临安后得以重新登基, 登基后将“普寂蝉院”改为“龙翔寺”。 江心寺西塔下的“净信讲院” (即兴庆寺) , 是我国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吟出千古名句“云日相辉映, 空水共澄鲜”的地方;宋状元王梅溪 (十朋) 未仕时在此攻经读史, 与江心寺的创建者青了禅师为方外交。他那绝妙佳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便是那时的杰作。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杰出的高僧, 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世祖弘一法师在温州期间, 由于身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