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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民族诗人的经典与叙事去拜伦化的普希金俄国比较文学中的国际政治学考量 众所周知，正如库普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始于果戈理对公寓的几句话。1850年代中期，随着《金色诗集》的出版，著名作家、学者阿波隆格里耶夫（abulugariyav）在《金燕花去世后的俄罗斯文学概述》中称赞“金燕花就是我们的全部”，并在俄罗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且,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的过程并非体制化的结果、神化的产物,而是不同阶层读者通过热爱普希金而表达对俄罗斯帝国认同的自然行为,“普希金成为俄罗斯第一个诗人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时刻来后,俄国的历史、语言、意识才开始复活”(1)。于是,著名斯拉夫派理论家伊凡·阿克萨科夫在莫斯科大学俄语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演讲 《话说普希金》深情地说,“普希金不只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爱情,而且还是初恋”; 1899 年普希金诞辰百年的日子,全俄到处活跃着普希金身影,学术界持续展开热烈探讨、大中小学举行规模不等和形式各异的普希金诗歌朗诵会、媒体热衷讨论普希金奇闻异事、国家成立普希金纪念委员会,甚至普希金生前的装束、热衷的食物( 包括酒和咖啡) 重新时尚起来,并普遍冠名 “普希金牌” ( 无独有偶,1999 年普希金诞辰二百年的日子,又更大规模地重现了百年前的景观) 。更有甚者,随着艺术手段进步,从1907 年德兰科夫把普希金作品 《鲍里斯·戈都诺夫》 拍摄成同名电影以降,除了战后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有所中断之外,几乎每年或隔年就有导演把他的作品搬上银幕,诸如1909 年普罗塔扎诺夫拍摄他的叙事长诗 《巴赫契萨拉伊的喷泉》、冈察洛夫和梅特尔各自依据其另一首叙事长诗 《波尔塔瓦》拍摄了同名电影,而 《黑桃皇后》、 《上尉的女儿》、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盖尼·奥涅金》、《村姑小姐》等作品,至少先后5 次被拍摄成电影。这也就是牛津大学教授肯 《剑桥普希金指南》所说的,“普希金改变了俄国文学的进程: 经由反复试验,他成了最杰出的抒情诗的语言大师、优秀的韵文小说家、俄国小说的先锋、心理剧和历史剧的创新者、有着严肃目的的业余史学家。他多方面的天才,在生前就被同时代人所传颂。就艺术天赋和创造性的效果而言,他同时代人和后来的俄国读者把他的名字和莎士比亚、莫扎特相提并论。俄国每个时代的作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纳博科夫、布罗茨基,无不追根溯源到普希金。对俄国人而言,他始终是不可替代的作家、真诚的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家、文化圣徒、传奇人物”(2)。然而,这样的认知,和欧洲对普希金之阅读相去甚远: 按普林斯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著名教授爱默生《剑桥俄国文学指南》所说,在公众视野中,普希金属于国际著名诗人之一,“( 但) 要把他和果戈理放在欧洲地图上是很困难的”,他不具有泛欧洲精神, “他身后的事是另一个故事。1850 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偶像和神话”(3)。这种论述,在俄国普希金批评史上吻合者甚少,以至于著名文学史家米留科夫 《俄国诗歌简史》,因用史学家的冷静眼光看待普希金而说,“《奥涅金》深受拜伦 《唐璜》影响……普希金不是一个世界性诗人,而仅仅是其祖国的重要诗人”(4),经常遭遇俄国知识界激烈批评。 一、 图反:“拜伦”是越界的民族诗人 造成这种同一个普希金在俄国境内外之迥异,与比较文学在俄国的境遇不是无关的: 当代俄国没有冠名 “比较文学”的课程,却有着强烈的比较文学意识。这种意识并非文学研究界所创设,而是源于俄国置身于东西方交集地带、历史发展、居民构成、文化融合等复杂性,使其知识界难以封闭地看待俄罗斯问题,18 世纪末以来就开始把俄国定位及其相关的重要问题纳入世界框架上来查考,形成了比较文化意识。然而,以俄罗斯族裔为主体的俄国,以比较文化意识看待俄罗斯问题,不是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困境,而是演化成对俄罗斯帝国身份的强烈确认,使俄罗斯民族认同上升为俄国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原本是要打破民族封闭意识的比较文化思维,在俄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形,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得到演绎。进而,讨论俄国作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之关系、俄国文学发展和东方或欧洲文学之关联的比较文学,不是显示俄国经典作家如何在欧洲文化或东方文化滋润下成长起来,而是要论述文学在俄国如何保持着俄罗斯民族性。如此潮流,使普希金作为比较文学的话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释,也促成俄国知识界趋向于不断强化把普希金视为俄罗斯民族诗人。 论及普希金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正如苏联时期以研究英国文学为起始、立足于俄英文学关系之基础,而向比较文学扩展的国际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 《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开篇所声言,“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其创作根源于俄罗斯历史现实,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创造性力量。但俄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欧洲发展紧密相联的; 俄罗斯文学之发展,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因此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