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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周康穆宫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2003年初，在陕西省梅县杨家村西边发现了单氏家族的青铜藏书，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组逑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纪年最高的铜器,而逑盘铭文则明确记载其父“龏叔”曾辅佐“刺(厉)王”,那么器主单逑应主要活动于宣王时期。因此,该窖藏铜器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宣王后期标准器,这对于推进西周晚期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笔者将单逑诸器铭文与西周晚期的重要铜器反复系联、对比,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规律,可以作为划分厉、宣两代铜器的参考标准。 四十三年逑鼎铭文提到,周王在“周康宫穆宫”册命单逑,这一册命地点在四十二年逑鼎铭文中写作“周康穆宫”。显然,后者是前者的省称。在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中,类似这种形式的册命地点还能见到不少,参见表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唐兰就提出,西周金文中的“康宫”为康王之宫庙,“康邵(昭)宫”为昭王之庙,“康宫(夷)大室”为夷王之庙,“康刺(厉)宫”为厉王之庙。到60年代,唐兰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著名的“康宫原则”,即凡出现“康宫”的铜器铭文,其年代均在康王以后。同样道理,凡是出现“夷宫”者,其年代必晚于夷王;出现“厉宫”者,必晚于厉王。这一断代原则至今仍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笔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凡是铭文中出现“周康某宫”或者“周康宫某大室”这类册命地点者,往往可以互相系联,并辗转连及其他一些重要铜器,参见表二: 这些铜器铭文中,克钟出现“周康刺(厉)宫”,即厉王之庙,故被学者公认为宣王时器。而吴虎鼎有“申剌(厉)王命”的语句,自然也属宣王标准器,学者均无疑义。由克钟的器主“善夫克”,可以系联大小克鼎、克盨、比盨、比簋;由比簋的“虢旅”,可以系联虢叔旅钟(1.238);由大克鼎的“申季”,可以系联伊簋。此外,由此簋的“史翏”,可以系联無叀鼎和驹父盨。后两器的“南仲”,学者多认为就是《大雅·常武》和《小雅·出车》中的“南仲”,是宣王时的重臣。而無叀鼎的“图室”,又见于善夫山鼎,后者纪年高达三十七年,学者亦多定为宣王器。由善夫山鼎的“南宫乎”,又可系联南宫乎钟(1.181)。另外,由两套逑鼎的“史淢”,还可系联盘(鼎)和师簋(8.4313),这一点论者多已提及。 关于上述铜器的具体断代,过去学界争议较大。以著名的克器为例,郭沫若曾将克钟定于夷王时期,将大小克鼎、克盨定于厉王时期。陈梦家则将克器均定于夷王时期;唐兰将克钟定为宣王器,而将大小克鼎、克盨定为厉王器;马承源等学者则主张,应定于西周中期孝王时。又如颂与史颂诸器,郭沫若定于恭王时,陈梦家分别定于夷、厉时期,此后,多数学者主张定为宣王时器。但近年来,随着新材料的涌现和断代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倾向于将这些铜器的年代向下拉到宣幽时期。例如,彭裕商就将表二所列举铜器都定于宣王范围内,刘启益也修改旧说,将原定于厉王的克器、比器改定于宣王时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初步排定的西周金文历谱中,除比簋(鼎)、善夫山鼎排在厉王外,其余“四要素”俱全之器均排在宣王范围内。杨家村窖藏出土后,参加“工程”的不少学者表示,应将盘调整至宣王。近年,李学勤等学者更倾向于将颂器定于幽王三年。因此,笔者主张将上述铜器(颂器除外)均定在宣王时期,颂器则定于幽王三年,这与近年西周铜器断代及年代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基本符合。 由此我们似可得出一个推论:凡是铭文中出现“周康某宫”(或“周康宫某宫”、“周康宫某大室”)的铜器,其年代均不早于宣王。就目前所见,这类铜器中纪年最早者是宣王十六年,是否还有年代更早的,尚有待今后新材料的验证。另外,無叀鼎和善夫山鼎的“图室”,也是宣王时新出现的册命地点,無叀鼎的年代似乎也不会早于十六年克钟。 笔者试用这一原则检视上海博物馆所藏成钟的年代,也获得了支持。成钟铭文曰:“[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王在周康(夷)宫,王亲赐成此钟。成]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内之字为刻铭,其中前19字在钲部,后3字在左鼓,最后11字(含重文2)为铸铭,亦在左鼓。据陈佩芬介绍,此钟钲部原本铸有铭文,被刮去后改刻现在的铭文。这种情况在东周时期比较多见,但在西周铜器中还极为罕见。估计此钟的原主人因为获罪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其家产被周王籍没,周王将此钟转赐给成。成遂将原铭文中含有器主之名以及作器缘由的部分刮去,改刻成自己的纪事之辞,留下原有的“嘏辞”部分,与之衔接而成一全篇。此钟篆部及正鼓部均饰卷云纹,右鼓有一小鸟,形制、纹饰均类似西周中期的应侯视工钟。但刻铭年代显然比作器年代要晚得多。陈佩芬将其定为厉王器。然而其铭文中出现“周康夷宫”,根据前文的分析,其年代不应早于宣王。碰巧的是,成钟的年、月、干支可与宣王时的克钟相合,后者为“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恰在成钟的“丁亥”之后三日。因此笔者认为,成钟刻铭的纪年应为宣王十六年。在宣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