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道速滑队的信任研究.docx

短道速滑队的信任研究 国家竞技体育体系的目标是集中有限的人才、物力和财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分配全国竞技体育资源，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创造优秀行为，为国家争光。其中,以国家与省(直辖市)两级专业运动队为中心,以市、县两级业余体校为基础的“一条龙”训练体制,是构成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三大支柱之一。专业运动队是“一条龙”训练体制的主体,为国争光是其最高使命。特别是各项目国家队,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体育总局投入的增加,物力和财力已不成为国家队勇攀高峰的瓶颈。如何更好地统筹人力资源,充分调动运动队内各类人员的积极性,成为完成使命的关键。这一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价值的多元化,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信任是群体合作的基础,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核心,运动队也概莫能外。作为运动队的主角,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不可或缺的。领队、工作人员、行政领导,甚至包括运动员家长,这些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动,同样也需要信任。任何一个层面信任的缺失,都必然影响到运动队正常工作的开展,并最终影响着运动队的成绩。信任,是运动队完成“为国争光”这一使命的前提,是塑造高绩效运动队的必要条件。 1 理论研究 1.1 “信任”的内涵 学界对信任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初。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于六七十年代苏醒,在上世纪末再度成为热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信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但至今没有普遍接受的定论。研究路径上,中西学者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追根朔源。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就有无数典籍可资参考。如晋代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云:“用人无疑,唯才所宜。”北宋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上》中有:“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的语句,等等。北大学者郑也夫(2001)认为,先秦时代并没有“信任”这一词汇,“信”意味着诚实、信用、相信及学界探讨的信任。在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演化过程中,“信”的主要思想注入到信任中。信在个人,意味着重承诺守约定,在政府与社会,则“民无信不立”。 与中国的人文传统不同,西方的信任观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但信任同样无可避免地走入现实生活和世俗语言。只不过,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强调主体的取信于他人,也就是严于律己,而西方则更倾向于彼此的互信。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1761)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关于社会契约做出如下阐述:就是承诺和由此建立的人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才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社会秩序。 理论上,西方学者因学科视野的不同,赋予了信任这一概念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中较受关注的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特(Rotter J.B.,1966)认为:信任是个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辞、承诺或书面的陈述比较可靠的一种概括性期望。德国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 V.N.,1973)将信任定义为: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是因他人自由进入世界的复杂性的简化,信任发挥功能以便理解并减少这种复杂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罗(Arrow K.J.,1972)认为,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有效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的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不容易买到的独特商品。国内学者在信任的界定上,结合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先后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如早期台湾学者陈介玄、高承恕,世纪之交的大陆学者杨中芳、彭泗清,等等。基于中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将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他人的能力和行为或组织中的制度和秩序符合自己的期望;信任还是一种行为,是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选择。 1.2 感型信任的基础 论及信任,就必然要论及关系。列维斯和维加尔特(Lewis, J.D. Weigert, A.,1985)认为,信任必须被视为一个集体单位而非单独的个体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概念。麦克阿利斯特(McAlisterD.J.,1995)进一步提出:认知型信任建立在个体交往对象的可信性及可靠性,情感型信任的基础是人际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罗家德、叶勇助(2007)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中认为:“信任是一种相互性的行为,一方表现出值得信赖的特质,而另一方则表现出信任他的意图来。”所以,信任的首要特点就是因关系而存在的交互性。正因这种交互性,信任也表现出动态、脆弱、非对称等特点。 在关系中考察信任的影响因素,既要论及个体特征也要考虑到组织因素。罗伯特·肖(Shaw R.B.,1997)认为,构成信任的三大基柱是结果、正直与关心。这三者是信任的基柱,缺一不可,否则都会导致信任的缺失。蔡翔(2006)等则提出,除个人因素外,组织结构、管理风格、管理制度、组织战略、组织能力与组织气氛都影响着信任。国内最新的研究进一步论及前因变量和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