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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礼俗文化冲突论 中国的历史文献如此之丰富，大量的流行资料可以记录和保存在许多古籍中。这些文献记录是我们了解古代人民的民俗生活事项的珍贵资料,因此对它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近20年的民俗文献史的整理与研究,已显现出阶段性的成果。 一、 对古代民俗生活事项的研究—先秦文献中的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先秦时期是中国礼俗文化交融的时代,尚未出现专门论俗的文献,人们有关习俗的论述散见于诸种先秦典籍中。陈永香在《略论先秦时期对民俗的认识和资料的记录》(《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10期)中列举了先秦时期记载民俗资料的重要文献并作了简要的分析,同时也探讨了诸子百家对民俗的认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先秦民俗文献的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总的概括。 《山海经》自古以来即被认为是一本奇书,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等。对于民俗学来说,它有着特殊的价值。《山海经》是保存中国古代神话最多的文献古籍,同时也对古代民俗生活事项多有记载。张紫晨在《山海经的民俗学价值》(《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中概括总结了《山海经》民俗学价值。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在古山水的记述中保存了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二是在山海图说中保存了医药和巫术等民俗;三是在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神话。 孙致中的《凿齿中容雕题贯胸——山海经“远国异人”考之三》(《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作了考释,而宫哲兵的《羽民、穿胸民、凿齿民与南方民俗——山海经奇谈的人类学诠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则运用人类学比较、还原、重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阐释。这些,表现出了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方法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所著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他从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出发,认为当时人存在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野,内部世界是人们熟悉的日常世界,外部世界是陌生的怪诞世界。刘宗迪的博士论文《论海外经与大荒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从人们相对忽视的上古历法制度的角度对《山海经》上述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文中多有新见,是近年来《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徐显之《山海经探源》(武汉出版社,1991)、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王善才《山海经与中华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了古代民俗。 《仪礼》是先秦的重要礼书,其中有关礼俗记载甚多,如冠婚礼仪、服丧制度等。于永玉在《论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中,认为《丧服》并不仅仅是谈为死者服丧穿什么衣服、服丧多长时间,它是周代丧服制度的完整记录,它明确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思想,并多次透露了周代社会的渊源。作者试从《丧服》中的血亲关系入手,来研究周代社会的特征。而丁锭在《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中对《仪礼·丧服》中的丧服制度的记载提出异议。他还通过先秦其他文献的记载比较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并指出存在差异的原由:一方面是由于《仪礼·丧服》所记述的丧服制度已经经过儒家学者的加工整理,其中已加入了加工整理者的一些主张和理想,而其他先秦文献所载则往往是当时实际实行中的丧服礼俗;另一方面,可能还与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有关。由于《仪礼·丧服》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者对宗周时代流传下来的丧服礼俗加以编定整理的结果,其内容相对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春秋战国时代实际实行的丧服礼俗肯定有滞后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诗经》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统治者是为了了解民风民情,而采集编纂而成,因此记载了先秦时期大量的民俗生活事项。近年来对《诗经》的研究也是多方面的。《国风与民俗研究》(徐华龙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是一本研究《诗经·国风》的专著,通过“国风”中的诗歌来看先秦的风俗,作者认为“国风”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先秦时代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而民间歌谣中保存了人民群众的各种风俗习惯。拉法格在《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文论集》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一文中指出:“如同苹果树上开花似地产生在人民口头的歌谣,即使没有别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通过民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史传上很少提到的无名群众的风俗、思想和感情。”作者通过“国风”中歌谣的记载分别论述当时的生产、交通、居住、饮食、服饰、审美、歌舞、崇拜、祭祀、婚姻、生育等问题。作者同时引用一些记载于史书和诸子文集中的部分歌谣,作为“国风”的重要补充。对于“国风”的研究,除了对内容的分析,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以及尽量多地采用我国现有少数民族至今尚存的一些风俗习惯作为比较,来认识当时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