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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扶贫战略的发展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影响研究 一、 贫困的反思与拓展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设。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付出了难以置信的代价。然而, 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又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 扶贫正是打破这一贫困均衡的外在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 根据我国贫困现实发展变化的需要, 国家多次对扶贫战略进行了调整。可以看到, 扶贫战略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贫困内涵的认识以及本质的识别是处在一种不断地反思和深入的进程当中的, 这种认识和反思反过来又进一步建构着整个扶贫框架的形成和变迁, 而且使之日臻完善。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政策一直以来强调物质投入对消除贫困的作用, 而对与贫困人口相关的其他重要因素都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很显然, 贫困是“复杂的问题复合体”, 它是由多种因素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互动造成的。影响贫困的因素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中是非线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另一方面, 其中的大部分因素又是贫困主体自身所无法控制的。因此, 对贫困分析的焦点和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就逐渐从经济收入转向了个人的资产或禀赋, 以及人们获得资产或禀赋的条件因素上了对贫困的理解也从收入贫困转向了能力贫困、社会排斥以及脆弱性等方面。进一步地, 在扶贫战略推进的过程中, 贫困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这样的理念下得到了拓展, 贫困不仅是生活水平的表征, 同时它也包含着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 以及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事件而承受的脆弱性贫困。传统的贫困概念并没有抓住关于经济收入的风险和变化的因素, 而这一点恰恰内涵于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当中1。 二、 直接效果评价分析 大多数的贫困研究都肯定了基础设施的减贫效果。就研究逻辑来讲目前主要有两种分析模式:间接效果评价分析与直接效果评价分析。前者认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贫困发生率、人均 (纯) 收入/人均消费等一系列反映贫困的指标所产生的作用效果是通过经济增长 (进而影响收入水平) 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在设计计量模型时通常选择一个或少数基础设施指标或代理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如Uwe Deichmann等 (2004) 利用来自墨西哥南部地区的样本数据验证了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结构因素和基础设施建设彼此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Canning 等 (2000) 以及Briceňo等 (2004) 具体测算了不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经济回报率。研究发现, 通讯设施、电力设施以及道路设施投资项目的平均回报率分别为30%～40%、40%以及80%, 而且这一数值在低收入国家还要更高。 间接效果评价分析取向的研究背后暗含了一项基本假设, 那就是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贫困的减少, 这一观点在现实中也被学者们广为接受, 而且也部分地体现在现有的扶贫政策之中。 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是, 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该地农村贫困的减缓, 有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种作用是在某种前提条件下发生的, 地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脱贫的唯一决定因素, 只有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速度, 穷人才能从中收益。而且, 更进一步地, 这种作用还要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M.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指出, 中国经济虽然在量上仍有重大增长, 但缺乏质上的变化,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 既不是资本的不足或市场的限制, 也不是政治上的阻碍, 更不是大企业的缺乏或者短命, 关键原因是随着人口高度增长而形成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在这种“人口—经济”结构中, 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一方面, 它吞食了小农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 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另一方面, 传统方式的农业投入达到了再增加便会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的极限, 把传统农业提高到了一个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的水平。总之, 这种经济结构对新式投资和工业发展起了抑制作用。可见, 正是由于贫困的“复杂性”本质所导致的致贫因素的多重性和不可预见性, 才使得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具有了更为复杂的特性,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贫困的减少。因此说以经济增长为中间变量来确定基础设施对于扶贫的效果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似乎暗示着我们需要另外一种从比较直接的角度进行测量的思想脉络。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利用这种直接效果评价而又比较规范的实证研究虽然不多, 但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为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研究中,Estache (2004)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新基础设施政策问题, 并重点考察了基础设施相关的六个主要问题2;Alberto Chong等 (2004) 研究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于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问题;国内学者刘晓昀 (2003)等通过分析贵州农户的调查数据认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人均收入和家庭消费支出有着积极作用;鞠晴江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