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下).docxVIP

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探析(下) 三、 《旧制度与大清》一书的基本思路 在前一节讨论的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很容易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基本理念。大体说来,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如何引发大革命的解说,有下面三个要点。 (一) 贵族的优位及其政治风险 按照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理论,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的发生,根本上是源自一种强烈的阶级仇恨,这在我们的知识界也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而托克维尔革命发生学的特点,是很细腻地从引发大革命的“仇恨”情绪中,分解出一种“嫉妒”情绪,并通过关于这两种情绪时分时合、时疏时密的交互影响,以及关于王朝政府如何自觉不自觉地推动它们滋生与蔓延的政策分析,更加具体而微地阐释了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原因,这在克服简单化和概念化方面,无疑是比传统史学高出了一筹。 从托克维尔的分析来看,导致“嫉恨”情绪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世纪后期以来出现的两个历史发展进程。 其一是经济方面的,表现为资产阶级和贵族在财富上的此消彼长从而趋于平等。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这一情况是在14世纪初之后慢慢开始的: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开始了法国历史上的“等级君主制”时代,“资产阶级和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但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他们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流向资产者和农民。托克维尔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这一情况,其中1750年的一份文件中的证言最为生动: 弗朗什-孔泰“这个地方的贵族非常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1 在贵族日益陷入贫困的同时,“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变得和贵族一样富有,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而且他们的财富常常属同一种类:尽管他们平时住在城里,他们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时甚至还取得领地”;同时教育与生活方式还使资产者和贵族有了无数其他相似之处。2 托克维尔还看到,贵族的贫困化与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丧失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再能够统治其领地上的人民,他们渐渐失去了“治理的习惯和精神”3。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1927-1997)有一个很精彩的解释,他说: 托克维尔指的可能是,贵族被王权剥夺了政治特权之后就和土地——他们的力量和财富的基础——自我疏远了。贵族最富裕的部分由于对农民不再有用,加上为国王的权力所吸引,他们就进了城,过起了跟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最贫穷的贵族则卖掉了土地,尤其是那些不再带有对当地居民的统治权的土地,仅靠一些残存的领主权利和地租生活。这样贵族就既失去了财富也失去了权力,或者说既失去了权力又失去了财富,而从中获利的则是比典型贵族富有许多倍的资产阶级。4 而说到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也就牵涉到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那是一个与上述经济进程同步发展的王朝政府中央集权化的政治进程,它一步步地剥夺了贵族的领地管理权、外省的自主权和城市的自治权,使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了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王朝臣民。 但这个中央集权化进程的主要冲击对象,显然还是贵族集团的传统政治权利:“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5——托克维尔似乎是很随意地提到的这一事实,其实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托氏还从一般的意义上这样谈论过这一问题,其中也活灵活现地揭示了王权和贵族之间传统的紧张关系,以及绝对君主制时代国王们对地方贵族分裂危险挥之不去的惧怕心理: 确实,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这差不多一直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在17世纪,当时贵族还令王权生畏。向总督提出的种种问题中还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省里的贵族愿意留在老家还是愿意离开?”6 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两个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平等化”效应,使旧制度法国成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民主社会”。但这种“民主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畸形、毫无凝聚力的社会,因为其中到处弥漫着“嫉恨”。所有的人都不满,但嫉恨情绪最强烈的,主要还是贵族、资产者和农民这三个群体。 贵族当然有理由嫉恨:一方面,地产大量流失到资产者和农民手里,经济地位严重衰降,难免令他们嫉妒平民;另一方面,领地管辖权被王朝政府派来的“总督”及其代理夺走,则难免要让他们对王朝政府心存怨愤。 然而陷于贫困和失去政权的贵族自己,也深为平民所嫉恨,而这完全是王朝对交出政权的贵族阶层的某种“补偿”政策造成的。在书的第二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陈述了大量有关事实。他指出,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