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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丧葬仪礼的理念基础 葬礼是中国古代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在范畴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只有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的角度来审视它，才能了解其社会文化的重要性和信仰内涵。有鉴於此, 本研究系利用中国古籍志书中的各项记载, 试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丧葬仪礼要义及其结构, 以便深入了解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文化的传统丧礼。 一、 “死亡”的本质—中国古代传统丧葬仪礼的理念基础 中国人的宇宙观, 不外“和谐”两字。中国人的思维中, 宇宙、万物乃至人类, 皆由至高无上的天所拥有。因此, 其相互间应有一原始和谐乃至终极和谐的境界。若想解决宇宙万物及人类之间可能产生的纷乱和冲突, 则应从人类本身之和谐开始, 如此方能企求一切万物之终极和谐。而就个人之立场言, 欲求人类和谐, 应从各个人和谐始, 而各个人之自我和谐, 应从各个人自求其内心之和谐始。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想, 即“天人合一”的概念。 在儒家思想中, 很重要的“天人合一”以及“致中和”的观念, 也正是同样的立场。天人合一与致中和的观念, 最早源于易传与中庸。易传乾卦文言说:“其序, 与神鬼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 而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中庸则云:“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可见, 李亦圆教授认为传统的宇宙观是传统和谐的观念, 反映在个体或有机体、人际关系与自然关系等三个层面。民间信仰的宇宙诠释大抵不脱此三方面。其范畴整理如下: 由上述可知, 中国人的传统民间信仰既然不脱离追求人与宇宙、人与他人及人与自己三者间的和谐与圆满, 而且人所面对的宇宙, 即是自然 (nature) 本身及其现象。因此, “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传统宇宙观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在另一方面, 传统中国对“人”的看法, 是把人看成群的一份子, 不是个体, 而是角色, 亦即是“社会”, 系人所属而不能脱离的范畴, 这种宇宙观与人类社会构成一个和谐运作的整体。面对传统生死观时, 这一思想体系自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生死观的形成是不断地在历史发展中融合了各个时代各种思想、信仰的因素, 形成极其复杂的内在结构。然而, 其基本核心却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它深植于民族的内心, 逐渐形成民族的文化心理。丧葬仪礼中规定的种种礼仪行为、家属依亲疏远近而定的不同的丧服、祭拜祖先或鬼神在祭品及冥纸安排上的差异、墓地风水的选取、服丧期间的禁忌, 乃至于日后祖产继承或是祖宗牌位的供奉, 显示出一套由老祖宗遗留下来, 用以解决“死亡”对于人类及宇宙间可能产生的纷乱与冲突, 有规律地处理居丧期间的不适与困惑。然而, 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的中国, 因为生活环境及时代背景的不同, 对死亡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各自衍生出一套自圆其说的生死观。 钱穆先生曾说:“人生最大的问题, 其实并不在生的问题, 而其是‘死’的问题。”至于有关死亡的礼仪行为, Malinowski分析人类对死亡的两种心理, 揭示出礼仪和信仰的情感抚慰功能。他认为人类即便是很原始的民族, 对待死亡的态度、情绪也是非常复杂, 甚至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对于死者的爱怜和对尸体的反感和恐惧。在尸体的装殓与处置、葬礼仪式和葬后祭祀等一切关于丧事的风俗上, 都表现出这两重心态的混合, 而完全消灭尸体 (如火化) 和完整保留尸体 (如制成木乃伊) 则是两重趋势最极端的表现。这两重态度的深层心理结构实则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对于永生的希冀。人面对死亡时, 总是希望与恐惧交织着, 一面是不死的强烈欲求, 不肯相信一了百了, 完全消失;另一面, 却是完全相反的对现实的感知, 尸体腐烂、死者长逝、完全终结。这时有宗教介入, 解救情感在生死关头的无奈。 换言之, 生者对死者通常有着既怀念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这双重情感造成既欲断绝与死者的关系, 又希望保持这种关系的态度与行为。因此, 人类难以对死保持平常心, 丧葬仪礼的背后即透露出人类要求永生及不朽而不可得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中国人的不朽观与西方不同, 据钱穆先生的说法:西方人以“天国”慰藉现世的人心, 透过宗教信仰而达不朽。中国人的不朽, 不在小我死后的灵魂, 而在小我生前之立德、立功、立言。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虽然尸体腐化, 但其道德功业则当在人世, 永昭后人之心目, 即不朽的生命可以在精神生命中发光, 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生死祸福, 更希望全人类都能以天下为己任, 提升精神生命的永恒。 由此可知,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观念, 一方面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永恒不灭;另一方面强调的则是群体、社会的整合与存续。从此种意义而言, 探讨死, 其实是以一种不同的思维取向探讨生。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是分不开的, 对特别重视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尤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