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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魂的历时考察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的信心急剧下降。2005年11月,藤原正彦出版了《国家的品格》一书,重提两个概念——武士道精神(价值体系)和“物哀”(审美意识),意在运用传统资源,恢复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以此增强软实力,再次为世界人民垂范”(1)。与此相类的是2003年4月,小田全宏也为提振民族自信出版了随笔集《日本人的神髓——大和魂,向八位先贤学习》(2),但其借用的资源却是“大和魂”(日本精神)。为阐述“志”、“理”、“情”、“无”、“道”、“和”、“诚”、“心”这些作为日本人神髓的“大和魂”,全宏在各章分别设置一个人物,使其现身说法,比如圣德太子之于“和”,吉田松阴之于“志”等等。这些主张多数可谓正确,但缺点是作者和不少日本学者一样,在论述时既不对含义高度复杂的“大和魂”的确切概念预作说明,也罔顾历史留下的不快记忆,甚或将互不相关的事情与“大和魂”生拉硬扯,所以有必要简略回顾“大和魂”的原初意义和后来的建构历程,并就其是否适用于当世作一番辨析。 一、 “大和”与“和” “大和魂”一词由“大和”和“魂”两词素构成,词素“大和”(1)又为偏正结构。日本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大和’这个词是与‘天皇、紫宫、真人’等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概念”。(2)“大和”一词在日本最早出现在公元757年的《养老律令》中(3),该律令几乎完全仿制《唐律》,故“大和”应该不完全是宗教哲学或养生意义上的“上好”一意。先看“大”字。因日本最初是向中国学习的,故此处借用的“大”似与中国古代的皇室专用情结和“大一统”思想相通。例如,大和政权建立后将朝廷的仓库说成“大藏”,将供应御膳的人称作“大膳”,将原先的国号由“倭”改为“大倭”,等等。而“大+和”的情况稍显复杂。日本最初是仿照中国史书以“倭”自称,直至唐起才将国号改称“日本”(4),其间并未使用过“大和”二字。“大和”二字是在日本颁布《好字二字化令》(5)后,于“公元757年将今奈良县原‘国’名‘倭、大倭’改称‘大和’”(6)(按:这三个词都读作YAMATO)而出现的,理由除了不雅,似乎还有其他用意。原大和地区乃后来的大和王朝发祥地,故自此地成为日本的中心之后,新改的“国”名即成为国家政权在国内的代称,并用来泛指国内各事物,比如大和朝廷、“大和魂”和明治维新后的大和民族等,反映的似乎是“本土”或“本民族”这一概念。然而不管“日本”也好,“大和”也罢,其实都是古代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学会用汉字表示思想的结果。日本在当时已有许多汉字可供选择,单选“大和”二字来表达国内政权或其他事物的名称,应该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国内外情况;从时间和历史逻辑来看,“大和”二字的选用或与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圣德太子的“和”思想以及日后的“大化改新”运动有关。 圣德太子即位后于公元604年制订《宪法十七条》。该《宪法》除第二条外,其余16条全部与儒家、法家等思想有关,如第一条即规定“以和为贵”(《礼记·儒行》),将儒学重要思想“和”作为外交内政的最高指导原则,表明日本将对外秉持和众方针,继续引进中国文化;对内则用“和”的理念教导劝诲臣民百僚忠君事民,治国应世。而第三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运行(董仲舒《基义》)”和第12条“国靡二君,民无二主(《孟子·万章》),率土兆民,以王为主(《诗经·小雅·北山》)”,如上所述,亦包含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应该说明,日本古代各氏族部落居住在交通不便、狭窄封闭的村落中,为更好地生存下去,也会产生与“和”相类似的思想,所以在“大和”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方面,中日两国自古心灵相通,没有冲突。 然而圣德太子并非纯粹的儒教徒,他在《宪法》第二条还规定了“笃信三宝”,并为此亲著《三经义疏》(1)。三经中《胜鬘经》的思想含有舍身精神(2),这对日本国后人理解《宪法》整体思想也会产生影响。对此全宏亦有所提及。此外,圣德太子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兴佛法,故遣使拜……。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3)。综上可见,圣德太子的思想强调的是“大一统”与“和”,但也隐含着必要时的舍身精神和不甘于册封体制的民族主义精神。 再看另一词素“魂”。日本神道教来自万物有灵信仰,认为一地必有一魂镇护,故“大和国之魂即大和之魂”。原先操控“大和之魂的是物部氏。……物部氏的工作是将镇守倭国的魂魄附着到天子身上”(1)。日语“魂”字有多种发音和相同或不同的含义,如MONO和TAMASHIHI等,既都指“灵魂”,又有略微不同的意涵。物部氏操控的是MONO,指一种可自由进出人体的具象物质;而TAMASHIHI则还指矿物或骨骸等物质的发光现象,(2)尔后它与“大和”组成的合成词“大和魂”(YAMATODAMA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