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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泄漏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影响 一、 碳泄漏的定义 《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和《关于京都的协议》根据“共同但不同的责任原则”规定，发达国家应首先减少历史排放，发达国家应暂时不承担强制性排放义务。这种不对称的减排方案引起发达国家和一些研究者的担忧，认为发达国家单边减排可能导致排放不受约束的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上升，从而会削弱发达国家减排行动的效果。这种现象在气候变化经济学中被称为碳泄漏（Carbon Leakage）。由于所考察的减排政策的不同，在不同研究中，碳泄漏的具体定义也不同，但其基本内涵相似，通常是指一个区域的减排行动导致其他区域碳排放增加的现象（Reinaud,2008）。在《京都议定书》下，碳泄漏一般是指议定书附件Ⅰ国家1减排行动引起排放不受约束国家（非附件Ⅰ国家）碳排放增加的现象（IPCC,2007）。一般用碳泄漏率来衡量碳泄漏的程度，它是指非减排区域排放增加量与减排区域减排量的比值（一般转化为百分比表示）。 碳泄漏的上述定义被广泛运用于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经验研究中。在该定义下，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不同国家环境政策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或者说主要研究单边减排政策引起的能源价格变动或生产跨国转移（即污染避风港效应）对碳排放区域格局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碳密集型化石能源、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是碳泄漏的重要媒介。但是挪威学者Peters (2008a）认为，对碳泄漏传统的界定过于狭隘，因为影响产业国际转移的因素很多，包括要素禀赋差异、东道国市场规模等等，气候政策只是其中一种因素，且往往也非重要因素。为此，Peters和Hertwich (2008）把IPCC定义的碳泄漏归为强碳泄漏（Strong Carbon Leakage），并提出了弱碳泄漏（Weak Carbon Leakage）的概念，即议定书非附件Ⅰ国家出口到附件Ⅰ国家的产品的内涵碳排放（Carbon Emission Embodied in Export)2。Peters指出，附件Ⅰ国家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虽然减少了国内碳排放，但在非附件Ⅰ国家引致更多的碳排放，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碳泄漏（Peters,2008a）。事实上，弱碳泄漏问题在当前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中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例如，作为“世界加工厂”，当前中国国内三分之一左右的碳排放是由生产出口产品造成的（Weber等，2008）。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中国政府指出，发达工业化国家将大量碳排放“外包”给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替西方消费者生产制造着大量碳密集型产品，因此消费者的国家也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承担部分责任。 二、 国际贸易通过促进非减排区域的跨国转移 Martins等（1992）最早分析了碳泄漏发生的原因，并利用CGE模型对碳泄漏程度进行了经验评估。尽管这些分析只是建立在经济学逻辑的基础上，并没有构建严格的经济学模型，但其基本思想已成为大部分CGE经验评估文献的理论基础（Babiker,2005;Peterson和Schleich,2007;Reinaud,2008;Burniaux和Martins,2012）。总体来看，这些学者均指出了产生碳泄漏的两个主要渠道：一是由于减排区域（或国家）在较大范围内采取减排行动，可能会减少这些国家对碳密集型化石能源（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的需求，使得这些化石能源的世界价格下降，反过来激励非减排区域扩大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导致其碳排放量增加，从而造成碳泄漏；二是由于减排政策的差异，生产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由减排区域向非减排区域转移。这种转移又使得能源密集型产业从减排区域转移到非减排区域，使后者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扩张，碳排放上升。第二种渠道的实质就是污染避风港效应。此外，非减排区域（或国家）由于能源密集型产业扩张，出口增多，可能增加其居民收入，从而增加对碳密集型产品的消费需求，导致更多的碳排放。相反，化石能源价格的下降可能减少了能源出口国（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居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排放。因此收入效应也会影响碳泄漏，但对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可能不同。对于非减排区域，收入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居民的能源需求，从而加剧碳泄漏。 图1概括性描述了碳泄漏发生的主要渠道和传导机制，其中上述两个渠道对应图中的渠道Ⅰ和渠道Ⅱ。在产生碳泄漏的以上两个渠道中，国际贸易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首先，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加剧了单边减排导致的世界能源价格波动及其对能源需求区域结构的冲击，因为贸易使得非减排区域对能源需求的增加更容易获得满足；其次，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改变了能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域结构，但短期内减排区域（或国家）的消费需求结构较难改变，即仍然需要消费这类产品，此时便通过国际贸易来满足区域内的消费需求。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