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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政府在粤西的采珠之行
自古以来,广东沿海地区珍珠资源丰富。人们从事珍珠、渔业和狩猎。明政府先后在雷州、廉州沿海地区和岛屿添设采珠内监衙门、守海水寨和游击将军,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非法私采珍珠,却始终无法彻底遏制盗采活动,反而引致官民争利、民盗难分的持续社会动荡。本文从序刊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以收罗万历年间战事著称的《万历武功录》(以下简称《武功录》)中有关“珠盗”活动记载的分析入手,探讨在珠池设防背景下,从事采珠的海上活动人群与官府的周旋角力、珠池布防策略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冀能从一个侧面呈现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社会变动的“大历史”。
《武功录》全书14卷,列传176篇,明瞿九思撰。目前行世之影印本为天津图书馆藏万历刻本。(1)瞿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元年(1573年)举人,三十七年(1609年)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受,《明史》有传。据谢国桢考证,该书乃瞿九思“访求六科纪事、实录邸报,以及官吏馈送书帕中之‘羌虏倭蛮名籍事状’,雪钞露纂,阅时三载”而成,为研求万历间时局和战事“最足参考之书”。其中卷3记述广东战事,凡列传14篇,有关“珠盗”的活动散见于“蛋贼苏观升周才雄梁本豪列传”、“李茂列传”、“珠贼陈镜列传”等篇,述事赅实详赡,极富史料价值,辅以同时期相关当事人的文献记录,可以补充说明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明代珠池设防以及采珠群体的身份背景、组织形态和海上活动等情形。
一、海寇集团与官府的关系
《武功录》卷3《广东》之“蛋贼苏观升周才雄梁本豪列传”主要记载的是疍户苏观升、周才雄等人聚党盗珠和买卖活动:
苏观升、周才雄,石城二蛋户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款石城塞,涕泣曰:徼人长愿臣仆。由此得充蛋户。阻乌兔、多浪为险矣。两酋皆世擅珠池利,往往交大贾,得因而称贷。乃招致四方亡命,日夜殷殷便兵弩,饰斗具,侵犯我禁池。我禁池兵卫甚设。于是诸蛋户乃自度,吾以白挺一日欲横行海岛,非多集枭勇莫可者。益务为富厚以自雄,有如生殖,稍不可意,势且应接豪贾不暇。诸蛋户廪廪于子钱日益增,恐嗣岁必无所得于豪贾。于是聚党数千人,数出劫,雷、廉之间萧然苦兵矣。
石城是粤西高州府属县,与廉州府合浦县界邻,濒临北部湾。至迟在明代中期,该县的乌兔、多浪等沿海一带已经发展出颇具规模的疍户聚集区,承担向官府缴纳渔课的义务。据万历《高州府志》载:“(石城)县原于附海地方设乌兔、多浪、厐村三埠,蛋民□居之,採鱼办课。”关于苏观升、周才雄的先辈因何得以在乌兔、多浪等地充当疍户,传记中的说法模棱两可,但强调“两酋皆世擅珠池利”,可知他们采珠获利由来已久,不仅聚党盗珠,且频繁流劫雷、廉一带,给地方社会造成严重困扰。
明代粤西雷州、廉州二府附近海域有珠池8处,其中“廉州之池七,曰青莺、曰杨梅、曰乌坭、曰白沙、曰平江、曰断望、曰海渚沙;雷州之池一,曰乐民”。由于疍户熟知海利,擅于采珠,早在明初朝廷就曾“差内官于广东布政司起取蜑户采珠,蜑户给与口粮”。苏观升、周才雄等石城疍户是否参与过官方组织的采珠活动不得而知。由传记中提到他们“往往交大贾,得因而称贷”、“诸蛋户廪廪于子钱日益增,恐嗣岁必无所得于豪贾”的内容显示,疍户敢于侵犯禁池,与当地豪贾珠商的资助有密切关系。所谓“子钱”,本意是贷给他人取息之钱,犹如高利贷。这说明,疍户出海采珠的动力来自官方以外的珍珠买卖和借贷市场,由于采珠所得日益不足于偿还本息,诱使他们铤而走险,终究酿成祸患。
万历七年(1579年),苏观升、周才雄以疍户聚居的乌兔埠为基地,筑建军事壁垒。他们“使梓人采大木十韦以上,建屋居,令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开东西二大门,其一门面大海,往来幸得通,它门皆重封”,已拥有船只达18艘之多。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雷州、廉州和高州三地官兵合力剿捕,先后生获苏观升、周才雄等400余人,这个颇具规模的“珠盗”基地才被彻底捣毁。
与苏观升、周才雄的疍户身份不同,同书卷3《广东》之“李茂列传”记载的是“专以侵珠为务”的海寇集团与官府的周旋:
李茂者,海南抚民也。初酋长林凤之乱,茂常为爪牙,有状。无何,凤遂逃入于海,朋党益衰。隆庆末,茂以八十艘大入乐会,会学傅邓万行县事,遣尉蒋志逊击之不克,茂遂破县及文昌。于是给谏梁问孟劾奏,万免官。顷茂自面缚,请归降,令得居邮前,视犹编户氓也。茂部兵得归桑梓者凡二百三十五人,入县版图者凡一百五十七人。……其后戊寅(笔者按:万历六年,1578年),茂等竟聚党千余人,盗取珠池,都御史凌云翼檄县官槛车傅茂及得乐等军门,因抚谕之,二酋复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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