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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诗歌百年新诗的重要课题

21世纪以来，关于新诗和现代诗歌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也说了很多关于“先锋写作”和“正常写作”的文章，以及“口语”和“叙事”的问题。“体制外写作”和“写作的有效性”，“动态诗歌”和“诗歌标量”，“自由”和“角色”的问题，“诗歌集”和“网络诗歌”的问题。所以我想问她，并告诉她说些什么。

尴尬的是,回头一看,你自以为还算说到点儿接近问题要害的话,到了还是“说归说,行归行”,只顾埋头赶路以图“与时俱进”的当代诗歌之旅,很少能真正静下来瞻前顾后调整“内息”的,这似乎已成为百年新诗的一个“老传统”,或曰“痼疾”。是以有关诗歌理论与批评的话语,多以兀自空转,说了也白说。

这实在只是一个积累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时代。

谈论新诗,无论是反思“五四”白话诗之新,还是虑及当代诗歌进程中各种的什么“新”,总会常常先想到两句话:一是“身不由己”;二是“枉道以从势”(孟子语)。

在现代汉语语法中,“新诗”是个偏正词,主词是“诗”,为“新”所偏正,以区别于“旧体诗”。以“旧”指代可谓汉语文化传统之基因“指纹”的“古典诗歌”,是“五四”新文化的一大“发明”。显然,从命名上便可看出,这一大“发明”的明里暗里,都是社会学层面的理,与真正意义上的“诗”之“道”没多大关系。其发生学上的要旨在“新”而不在“诗”,所谓“借道而行”。

“身不由己”。在新诗这里,“新”是“大势所趋”,诗之“道”是一直被“新”所“偏正”而裹挟运行的。包括以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朦胧诗”为发端而延伸至今的现代主义新诗潮(第三代诗歌、1990年代诗歌、新世纪诗歌等),也都大体以此为轨迹,少有跳脱时代潮流而自在自若者。对此,我曾在1990年代初连续撰文发表,提出警惕“造势之风”与消解“运动情结”、反顾诗歌本体和诗学本体的问题,到了也只是自己给自己提个醒而已。

如今回头看,这个“唯新是问”而“与时俱进”的“势”实在太大了,我们仅仅从新诗百年的不断重新命名,和所谓代际标出与流派纷争之繁多与混乱,就可知道“势”的推力之大和影响之烈,以致每每将“见贤思齐”变成“见先思齐”,导致“诗心”浮躁,难得水深流静。太多“运动性”的投入,太多“角色化”的出演,缺乏将诗歌写作作为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进而成为一种私人宗教的主体人格,也就必然生成太多因“时过”而“境迁”后,便失去其阅读效应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唯以不断更新的“量”的繁盛而高调行世。

进入21世纪这十余年间,因意识形态张力的降解和网络平台的迅速扩展,当代诗人们发现似乎不再需要以“运动”来助推其“新”,可以稍得自在地返回个我的“创造”与“标出”了,实际“造势”与“争锋”依然不减。这里面有诸如人格缺陷及集体无意识等积习所致,也有新诗与生俱来的基因问题所使然:门槛低,无标准,“挺住意味着一切”。加之身处“数字时代”和“娱乐至死”的文化语境下,大多数诗人越发成了“时人”与“潮人”,活在当下与形势的热热闹闹中,沉溺于“一个‘扁平’的世界里众声喧沸”(韩少功语)。所谓“诗之道”到底为何,大概少有思考的。

想到20年前读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现代主义》一书,其中有格雷厄姆·霍夫(Crumhoff)题为《现代主义抒情诗》文中的一段话“诗歌最充分的表现不是在宏伟的、而是在优雅的、狭窄的形式之中;不是在公开的言谈、而是在内心的交流之中;或许根本就不在交流之中。”(1)

新近读陈丹青笔录编纂的《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特别感慨其中一句话:“诗人不宜多知世事”。(2)我理解现代中国的“世事”,总不离“时势”所然,“多知世事”,难免就会为“时势”所裹挟。复又想起耿耿在心的钱钟书先生那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这样的诗人,这样的素心人,现在哪里去找?

木心还有一句妙语,说“植物是上帝的语言。”(3)转喻来说诗之道,可谓“诗是植物的语言”:自然生长,不假外求;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言——居原抱朴,守住爱心,守住纯正,以及从容的启示,而以大自在之诗心,通存在之深呼吸。

何以得“大自在”?先得脱“势”以从“道”:去机心,弃虚荣,潜行修远,卓然独成。

这是说“诗心”之道,还得往下说“诗体”之道。

先说文体的意义。

《文艺争鸣》2012年第11期,在头条“视点”栏目刊发当代学者孙郁先生题为《文体家的小说与小说家的文体》大文,开篇劈头就直言指认:“当代小说家称得上文体家的不多。小说家们也不屑于谈及于此,大约认为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进而指出:“在文风粗鄙的时代,不谈文体的批评界,好像是一种习惯。其实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时代的书写,多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