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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意识的建构特征

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俄罗斯意识”（1）是一个常见的概念。自俄罗斯黄金时代(2)以后,几乎每个重要思想家都对它有所评说,如恰达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依、别尔嘉耶夫、伊利因等。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其讨论又似乎最不富于成果,直到今天“俄罗斯人对此问题并无明确答案”(3)。这足以构成“俄罗斯意识”概念的正当性困惑。

但近来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意识”带来的困惑或许正体现了该意识的本质特征:“俄罗斯是个正在寻求其民族理念的尚未完成的民族,它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它相信要成为一个完成了的民族并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角色。”(4)笔者高度关注这个新的观察思路,它不再把“俄罗斯意识”当作业已完成了的僵死对象:俄罗斯是个“尚未完成的民族”,它正在寻求其民族理念,这同时意味着该理念尚在生成过程中。

在俄罗斯精神史中,处于“尚未”或“正在生成”状态的俄罗斯意识一向表现为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困惑。该困惑在俄罗斯文化诞生的婴儿期表现为“罗马还是君士坦丁堡?”的提问,从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起则变身为“西方还是本土?”这个现代性主题——我们现今关注的绝大部分俄罗斯思想家对“俄罗斯意识”所做的论断,几乎都是在这个语境下出现的。一旦充分意识到这个语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从片段观察上升到整体思考,进而得出一些超越性结论。为此,本文特意选取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出现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旨在说明:第一,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体现了三百年来俄罗斯意识的分裂特征;第二,这种分裂意识展示了俄罗斯在转型时期形成的“主奴意识”情结;第三,这种分裂意识还呼应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启蒙派/浪漫派”的对立主题;第四,作为一个弥赛亚意识(5)浓厚的文明型国家,俄罗斯一向具有“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强烈动机。由此,“西方派/斯拉夫派”所代表的俄罗斯分裂意识又总是呈现为一种偏心结构——斯拉夫派所张扬的自主性意识和“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6)在俄罗斯思想史中总是居于主导性的地位。

一、对“俄罗斯意识”的目的化的转向

以“俄罗斯”这个地理或群体名称作为某一意识的定语,首先会遇到一种方法论的挑战:假定将“俄罗斯意识”当作一个实然命题,即认为存在着一种“是其所是”、具有原型和等待发现的“俄罗斯意识”,其结果必定会令人失望。因为有多少思想家,就会形成多少种对“俄罗斯意识”的表述。翻开近代俄罗斯精神史,这种差异化论述比比皆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意识是“我们民族所具有的世界上某种独一无二的意识的有机萌芽”,而这种意识是“不可言说的、无意识的并只能被深刻感受的,它源自人类的心灵”(7);索洛维约夫认为,“民族的意识不是它自身在历史中是如何思考自己的,而是上帝在永恒中是如何思考它的”(8);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意识不是繁荣文化和强大帝国的意识,俄罗斯意识是上帝王国的末世论意识,为了实现它,俄罗斯应该培养神学的美德——信仰、希望与爱”(9);伊利因则认为,“这种意识形成的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东西,是构成其美好力量的东西,是使其在上帝面前无愧和在其他所有民族中间独特的东西”(10);欧亚主义者则主张俄罗斯意识的具体化理解,即将其视为“俄罗斯文化和国家的主体”。如果把以上这些关于“俄罗斯意识”的论述当作对一个固有的、实然的东西的论述,将陷入一种对其“现成性”的期待之中。这是造成长期以来俄罗斯意识研究陷于停滞的方法论原因。

要结束这种停滞就必须完成一种“方法论转向”,即更多地将所谓“俄罗斯意识”当作一种“应然命题”,即关于俄罗斯“应该成为什么?”的陈述。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向,上述那些关于“俄罗斯意识”的差异化论述立刻获得了重大的关注价值:它们代表了那些重要思想家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期待,以及为建构这些期待所准备的全部理由。也正是基于这种转变,可进一步观察到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无论人们对“俄罗斯意识”的谈论充满怎样的差异,至少从1700年彼得大帝时代开始,这些谈论基本是以对立的或分裂的方式展开的。这种分裂在19世纪上半叶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沙龙中首次得到正式命名,即“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它们构成了“俄罗斯意识”这枚硬币的正反面;其二,这种分裂意识是俄罗斯独特的“现代性处境”所激发的精神现象,它们大都依托着特定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观。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通常认为发端于恰达耶夫在1836年《望远镜》杂志上发表的一封哲学书信..(1.1)。说起恰达耶夫,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诗人笔下的恰达耶夫是一位“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光”的友人,俄罗斯历史上的恰达耶夫也是一位不畏强权、追求自由的战士。他在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