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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岑参西征诗本事答孙映逵同志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122年3月发表了孙英奎同志的《岑参西征》诗歌和有关边塞地名的文章（以下简称“孙文”）。对于岑参远征的诗歌功能问题（发表在《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第1.8931年的《问题》3版中，以下简称“问题”），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本着切磋琢磨、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再提出来与孙同志商讨。
(一)《乐府诗集》注文为注本
“西征”与“破播仙”究竟是两役还是一役?
《孙文》肯定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唯一的根据是郭茂倩《乐府诗集》对岑参《凯歌六首》的注文,他说:“从郭氏所引的《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序》可见,‘西征’与‘破播仙’明明同属一役。”
他反对我对这段注文所作的不同于中华书局《乐府诗集》的标点的解释,理由有二:一是“郭氏所引的这段话末尾的‘云’字,已清楚表明以上均为序文中之语,这是不可割裂的,‘按’以上才是编者(郭茂倩)注释性的说明”。二是“素以‘征引浩博,援据精审’著称的郭茂倩,不致于无端地把西征回纥与破播仙断为一役,自作主张把《送封大夫西征序》平空加上几句,拉来作为《凯歌》之注”。
《孙文》的这些理由,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他断然肯定“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授钺常清,出师征之。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凯歌”是岑参《送封大夫西征序》的原文,实未深考而失于粗疏。
我在《质疑》中已指出,这段被看作岑诗原序的文字,前后抵牾,殊不可解。现在,即令按孙同志的说法,改回纥为吐蕃、花门为铁门,矛盾仍然无法解决。
第一,序文究竟是《西征诗序》还是《凯歌序》?明明是西征诗序,为什么却说“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凯歌”?
第二,现存《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都是出师西征送行之作,仗还没有打。“及破播仙,奏捷献凯”是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情。送行之作的序文,怎么可能写到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情呢?
仅仅从这里着来,也可以断定“及破播仙”以下三句,不会是西征诗序的原文,而只能是对《凯歌》的注释性说明。
我在《质疑》中还指出:“序文谓‘天子授钺常清,出师征之’,显非常清僚属岑参的口气,可知它一定不是岑序的原文,而是郭茂倩掇述岑参原序的大意。这符合《乐府诗集》的注例。”这一点是重要的,而《孙文》偏偏回避了它。岑参能不能直呼常清之名,依常理揆之可知,打开岑集北庭诗看看更是一清二楚，这里不必说了。让我们看看《乐府诗集》的注例,为减少篇幅,略引与唐代有关的数段:
《乐府诗集》卷二十唐凯乐歌辞郭茂倩注云(以下引文均依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新一版标点):“《唐书·乐志》曰:‘唐制,凡命将出征,有大功献俘馘,其凯乐用铙吹二部,乐器有笛筚篥箫笳铙鼓歌七种,迭奏《破阵乐》等四曲……初,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后苏定方执贺鲁,李勣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以入。而贞观、显庆、开元礼并无仪注……至太和三年始具仪注”。这段注文出自《旧唐书》第二十八卷音乐志第一,《旧唐书》原文如下(下引《旧唐书》均依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五月版标点):
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
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后苏定方执贺鲁,李勣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师。谨检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今古,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后。
几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於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郭茂倩只是掇述唐书之意,按照自己作注的需要重新组织成文,而并未照引原文,不但颠倒了原文次序,而且有误:《唐书》中“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误作“乐器有笛筚篥箫笳铙鼓歌七种”。“歌工”变成了“乐器”,六种乐器增加成七种。对于这样明显的错误,中华书局校点本并未校出。
《乐府诗集》卷二十二《横吹曲辞·折杨柳》注:“《唐书·乐志》曰:‘梁乐府有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元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宋书·五行志》曰……”这段注,依上下文意,标点似不错。然据《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不但歌辞有异,而且“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一句,非唐书所有,显系郭茂倩的注释性说明,中华书局标点有误。郭氏将自己的说明夹在两段引文中间,使人产生误解。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注:“《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於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自“又有楚调、侧调”以下至《晋书·乐志》之前一段文字,非唐书所有,乃郭氏据《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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