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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乾嘉汉学之变与不变

方东树（1772-1851），安徽桐城人，字为“关”，号为“西昭”，号为“冷斋”。晚年，他被命名为安徽桐城的老余老人。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朝步入衰落期,各种社会问题渐趋显现,这也给当时的学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位居学术主流地位的汉学家,此时并没有将目光转向社会,解决现实问题,仍然汲汲于繁琐考据,缀遗补缺,疲劳精神于典籍考证之中,而这显然不合于时世。方东树有感于汉学的弊端,揭橥反汉学大旗,主张汉宋兼采,同时继承桐城派“文以载道”的传统,提倡文章经世,从而对当时及以后的学风转向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一点,学界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方氏这一典型的个案分析,进而探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学风发生着由考据向经世的重大转变。

一《汉书艺学》的序二字

道光四年(1824年),方东树写毕《汉学商兑》。他对十九世纪汉学的批评主要表现于此书之中,而对于该书的评价,学界多持二种不同的意见。对此书有持肯定态度的,如梁启超、钱穆,梁氏称其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P69)钱氏也认为,“其议论所到,实亦颇足为汉学针砭者”,(P574)“议论骏快,……惟以纵横排奡见长”。(P576)与此相反,皮锡瑞、章炳麟则多持否定态度,皮氏谓方东树“纯以私意肆其漫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为训”。(P313)章氏认为:“东树亦略识音声训诂,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然东树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对于同一个人同一本书竟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用历史的眼光看,笔者更倾向于梁、钱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了方氏的汉学批评在学风转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予以了肯定。而皮、章二人认为方氏对汉学的批评仅是门户之见,这显然忽视了对《汉学商兑》成书历史背景的考察,过分强调了方氏的主观成见。笔者认为,由于缺乏对方氏汉学批评的具体分析,双方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从而导致了彼此观点的分歧,这其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讨。

《汉学商兑》一书主要从三大方面批评汉学,“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辨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凡例)方氏在书中首先对当时的学风进行了一番总体评价。他说:“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蜇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序列)正是基于对这种学风的不满,才萌发了批评汉学之意。而对于此一点,多年来学界只认为方氏仅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对汉学采取的是一种全然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方氏是站在理学立场上抨击汉学,如他在《序列》中所言,“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历禁”。在他看来,“程朱教人为学,以格物穷理,克己主敬,又精择以执其中,又不舍人事,废伦常,此果尚有何病?悖于圣人何处”,(P273)方氏认为从身心下功夫,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程朱之道即为孔子之道。但同时,他对其尊崇的程朱理学也进行了一番限定。首先,针对那些将末流之弊归罪程朱的看法,予以了澄清,他严分程朱理学与其末流之别,认为“末流之弊,古今类然。只可因时救正。而不得恶莠乱苗,并追究教稼者也”;(P249)其次,反对将程朱理学与禅宗混为一谈,“夫禅之所以为害,在遗人事,悖伦常,程朱有之乎”,(P390)他认为这种禅学只能使人高谈性命而坠于空寂,与内不能求心穷理,与外不可治国安邦。再次,他将程朱理学限于实事求是一边,而强调其经世的一面。他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P276)在他看来,被认为是“虚”学的理学,只要求是并切合时世,即是“实”学。相反,考据学为考据而考据,对社会现实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名为“实”却是虚。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出。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事实就是,而乃虚之至也。”(P276)从上述言论中可以反映出,方东树对程朱理学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力避其空疏,空谈心性之弊,而代之一种关心现实、切合实际的学问。这也可以从他反对阳明心学中得到印证,方氏认为阳明心学只重视“尊德行”,而忽略“道问学”,这无疑导致了其后学枵腹空谈之弊。对于这种将“尊德行”发展到极至的阳明心学,他提出了质疑,“偏于尊德行,而遗道问学,失圣人以中道教天下后世之旨”,(P276)从中可以看出方氏对空疏学风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