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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案件裁判的法律属性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

一、司法理论及其一般假设

(一)疑难案件裁判中的裁判模型

法律与判决有关。作为社会系统的法律核心是裁判,而法律实践、法律咨询、审判、诉讼程序和法学亦无一不涉及裁判。

反过来,裁判又均与疑难案件有关。尽管从数量上来看,疑难案件属于偶发现象,但疑难案件既是裁判的核心,也是作为职业和学科的法律实践的核心。基层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处理简易案件———如债务人未支付的情况等,但对上诉法院及更高级别的法院而言,简易案件则十分罕见。上级法院主要处理疑难案件。法律报告与法律评论中记录的正是这些疑难案件,律师与学者感兴趣的也正是它们。居于不同法律领域裁判实践与学术研究的中心的是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里格斯诉帕尔默案(Riggsv.Palmer)、雪佛龙诉环境保护局案(Chevronv.EPA),而非日常发生的简易案件。卡尔·施米特在其1912年的学位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正是存疑案件引发了理论与实践的兴趣。”律师接受的训练也正是如何处理棘手案件。正如哈特(H.L.A.Hart)所言:边缘案件是“法学院的家常便饭”。

裁判居于法律的中心,而疑难案件又是裁判的中心,如此,法律理论中,对疑难案件裁判的广泛争议更令人担忧。在不同程度上,疑难案件裁判不被视为法律实践,而是被视作非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或者其他性质的自由裁量。越来越多的观点声称疑难案件的裁判任务属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与经济学、政治学及日益繁荣的法律与政治研究的领域。

正确认识法律规则系统中的裁判对那些法律规则结构正在形成的国家而言,极其重要。而西方法律文化一方面推崇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法律规则在其法院系统裁决的最重要的案件中意义如何,这着实令人尴尬。本文直面上述理论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

本文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揭示裁判理论的普遍预设,这一普遍预设使当前的裁判理论不再将疑难条件中的裁判视为特别的法律事务。第一部分阐明这一普遍预设根深蒂固于诸多裁判理论中,并叙述这些裁判理论对这一共同预设的不同回应。第二部分提出另一种裁判理论,驳斥普遍预设,说明其缺陷,进而向法院与律师的教义学作业回归。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裁判理论,这一裁判的教义学理论由三个方面组成,即理论基础、规范性辩护和实证上的充分性检验。

(二)裁判中的一般假设

我们何以至此?所有重要的裁判理论都有一个普遍预设。根据这一普遍预设,法律的不确定性使得在法律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裁决不可能是一种法律裁决。对这一预设的论证简单而直截了当。如果法律素材和法律方法不能确定给定案件的裁决,那么怎能说该案的裁决仍然是法律裁决呢?当法律标准无能为力时,一项裁决的做出必须借助其他非法律的标准。在法律不确定的案件中,裁判不再被认为是法律裁决,而被视作某种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或者其他非法律的自由裁量。

从对裁判的这种认识出发,其他学科试图弥补法律的不足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竞相为疑难案件提供裁判标准。如果疑难案件只是裁判的附带现象,那么这也无可厚非。但是,那些放弃处理疑难案件并将其托付给其他学科的理论无疑是在放弃法律的核心并交诸于其本不属于的领域。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抛弃了法律本质的普遍预设竟在当前的裁判理论中极为盛行。纵观今昔,有三种应对这一普遍预设的基本策略:否定策略(tacticsofdenial)、激进化策略(radicalisationstrategies)和主流策略(mainstreamapproaches)。

1.疑难案件中唯一正解难题

第一种策略是“否定策略”。这一理论完全否认问题的存在,它宣称法律是由概念、先例、成文法和法律原则织成的无缝天衣,对每个案件均能给出唯一正解答案。

欧陆19世纪概念法学和英美形式主义,至少在它们的批评者程式化的描述中,是否定策略在历史上的变体,罗纳德·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答案的命题”(onerightanswerthesis)是其现代的变体,迈克尔·穆尔(MichaelMoore)的法律之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观念是其在形而上学上的变体,而基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提出的各种裁判理论,如克劳斯·京特的妥当性进路,则有时被视为其程序化变体。

这些理论没有对法律感到绝望。相反,它们断言,即使在疑难案件中也存在唯一正解答案。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它们共有如下普遍预设:当法律确实不确定时,当法律素材、至少浓缩道德的法律素材(morallyenrichedlegalmaterials)不能支持发现唯一的既存答案时,裁判不再是一项法律事务。

否定策略的支持者也认为,如果法律确实不确定,那么裁决与法律无关,因此,为了回避这一问题,否定策略在“唯一正解答案”命题上煞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