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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空间公平研究

1国内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空间公平的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是城市社会活动的支撑。它是指分布在社会上的教育、医疗、体育、经济等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实现分布的空间公平是其本质属性应有之意,是社会公平的理论延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公民社会崛起,公共服务的社会需求和供给范围不断扩大,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载体,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受到了广泛关注,可以将其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划分为三个阶段:(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了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和供给效率是研究重点;(2)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内涵,西方国家的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对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利用机会均等的考虑,认为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要与城市居民的需要、偏好相一致,并藉此使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更加平等。实证研究涉及商业、教育、医疗保健、消防、体育及公共娱乐等多类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结果表明:基于公共服务设施强烈的正外部效应特征,其空间布局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布,成为“收入隐形增加体”和“基本的再分配机制”。随着社会、经济和环境剥夺导致不公平的持续累计,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作用显著,通常是那些最有权利、最富有和最有学识的人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以享有服务设施外部性的最大化,这被视为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研究强调居民的社会属性与特定类型服务设施的区位关系和利用特征,研究数据包括设施分布和城市居民属性特征数据两类,前者通过ARCGIS空间分析所得,后者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空间与非空间因素分析法、两步移动搜寻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

我国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性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集中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主要用极差法、劳伦兹曲线、Gini系数和集中曲线评价服务设施分布的公平性,是从服务设施数量的视角研究设施的供给公平和需求人群的可达性公平。此外,基于可达性公平原理,林康等人提出了区域公共产品空间公平性的定量评价方法;王远飞、朱华华等人分别实证分析了GIS技术在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分布规划及布局优化领域的应用;陶海燕基于医患者比值构建医疗服务分布的公平性指标,用克里金插值方法获得整个研究区域内各街镇居民所享有的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空间分布。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空间公平的研究成果不多,集中于对医疗设施分布空间公平的评价和优化,在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上与西方国家均存在较大差距。但国内外的研究都仅针对特定单一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性进行评价,而忽略了对不同类型服务设施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不能揭示整体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各种服务设施的支持,对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性评价应包括对多种类型设施,而非单类设施的评价。因此,本文综合考虑城市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等级、服务范围、网络距离等因素,通过构建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指数计算模型,探讨不同类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和聚集特征,以期为研究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社会分异现象及驱动机制提供参考。

2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规模

本文所述的研究区域是指广州2005年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中心七区,包括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和萝岗区,共116个街道单元。研究数据来源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2007),选取7类13种城市公共服务设施。(1)教育设施:小学、中学、高等学校;(2)商业设施:零售超市;(3)文化设施:影剧院、图书馆;(4)体育设施:市级体育馆、区级体育馆;(5)医疗设施:综合医院、专科医院;(6)市政设施:消防设施;(7)交通设施:公交站点、轨道站点。从图1可知广州白云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规模较大,教育、商业、医疗及交通设施的拥有规模均高于其他各区,分别占中心城区各类服务设施供给总量的33.93%、30.82%、19.38%和26.96%,而越秀区市政和文化娱乐设施的规模最大,分别占中心城区总规模的18.99%和24.24%,体育设施则主要分布在天河区(占21.43%),这表明广州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规模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指数模型,利用三维模拟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探讨服务设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