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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史传；《搜神记》；影响

《搜神记》是一部搜神记异的志怪作品，其作者是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不同于史书，这本书中记录的绝大多数是神鬼怪精故事，内容驳杂，有些甚至荒诞不经。但从主观上讲，干宝辑录这些故事并非出自好奇心理，而是有感而发，对神道深信不疑，并采取了与史传文学相同的实录态度。从客观角度来看，史传文学作为发端较早的叙事文体，已经有了深厚的积淀并且在当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而同属叙事文体的志怪小说此时并未形成自觉、独立的观念，因而在创作中必然会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由于脱胎‘史传’未久,其无论于创作观念还是行文笔法,都深受‘史传’影响”[1],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录的著作精神

实录是史书书写的基本要求。从孔子开始就非常强调和赞扬史家的这种精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再到司马迁，实录被看做良史的必备品质。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写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2738作为史官的干宝，对《搜神记》所载的鬼怪之事本持客观实录的态度。

关于干宝著《搜神记》的起因，《晋书·干宝传》中记载：

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4]2150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干宝对人死而有灵、预言吉凶、鬼神异变等现象的认识来自于身边亲人的亲身体验，这些事件的耳濡目睹让他对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深信不疑，所以搜集了古今灵异的事件，辑录而成《搜神记》,刘惔也因此评价干宝为“良史董狐”。“从作者的创作态度看，此类著作主观上均以忠实载录为鹄的。尽管所记之事有时很奇怪，但这奇怪并不是作者自己的发明，而是传闻本来如此，作者只是把它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很少另作发挥或增衍。就是说作者的创作态度也近于史而不近于文。”[5]

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交代了材料的来源和自己对这些材料的观点：“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覩也，亦安敢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6]19其材料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前人典籍的记载，二是采访于时人。对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些读来和听来的材料不是自己亲耳听到、亲眼看到，故不敢说没有失实。并且典籍记载难免有谬误之处，如果谬误出自于前人，那不能怪罪他，如果是谬误出自于自己的采录，那么希望把这些错误与前人的分开。

如“鲁少千”条所记：

鲁少千，山阳人。汉文帝微服怀金过鲁少千，欲问其道。少千拄金杖、执象牙扇，出应门。[6]35

在这条记载里，鲁少千的奇异之处在于他能预知皇帝将要来访。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汉文帝见面？为什么又要“拄金杖、执象牙扇”出走，是不是预知汉文帝“怀金”，以此来表现自己对钱财的不屑？这些作者没有做一个字的解释，仅仅记录了汉文帝过鲁少千，而少千不见的基本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不做妄度。

从以上可以看出，干宝既对神怪之事深信不疑，却又清醒地认识到记录中难免会有失实之处，所以力求客观。这正是史传作家对材料处理的要义，也是《搜神记》“实录”精神的体现。

这种实录态度还体现在《搜神记》的叙事视角上。

《搜神记》的叙事大多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方式，这种视角有利于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从宏观上把握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从而能将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三王墓”[6]410，这个故事是由干将，莫邪，赤比，楚王，客等五人的经历联接而成，而这五个人并没有贯穿始终的联系。如果采用限知视角或内视角，那么这个故事就很难连贯，作者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方式，以局外旁观者的身份就很容易宏观地把握整个事件，一个人的经历写完就很自然地连接到下一段经历，并且在整个事件叙述完之后讲述“三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