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诺苏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体系的衍变关系.docVIP

彝族诺苏火把节和祭祖送灵仪式体系的衍变关系

一、两类仪式在诺苏文化系统中的分层格局

（一）从节日体系看两类仪式的对立与协调关系

根据民俗学界研究，中国现代节日体系呈现明显的官方与民间二元对立的特征。其实这种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萌芽，只是古代中国官方节日大多依据民间传统习俗而拟定，传统节日就是官方假日，如“唐代以前主要还是以民间传统节日这一单一结构为主，官府将一些传统节日予以确定，供职于官府的大小官吏们也参与对那些节日的庆贺”①魏华仙：《官方节日：唐宋节日文化的新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8页。等。但从节日的体系而言，官与民又统一于一个节日结构中，即使唐代新兴的很多节日，如唐朝统治者有意建构的中和节、诞节、降圣节，以及唐人民间发明的清明、八月十五等，②参见张宏梅：《唐代的节日与风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页。学者们认为仍不能以官方和民间来划分，因为唐朝节日民俗的流变发展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在发挥作用。③同注②，第8页。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节日系统中，官方与民间一直在共同建构节日，协调二元结构的关系；同时也佐证了节日建构并非今日之新题。而官方节日（官定节日、官办节日）与传统节日真正出现分野，源自20世纪20年代官方推行公历（西历），要求所有节假日根据公历拟定，废除夏历（旧历、老百姓用的农历）。但公历节日对于老百姓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官方用公历假期，老百姓依然用旧历祭祀过节，无奈之下，官方只能取消对旧历的限制，而采用公历（官方）和夏历（民间）并行的两套历法格局。④参见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76页。由此，也形成了现在节日体系中官方与民间的二元结构关系。

彝族文化中，节日往往体现为宗教仪式活动，火把节就是民间祭祀火神和祖先、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现代官方将火把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是遵循了传统节日的时间结构和祭祀主题。虽然官方火把节中包含了诸多现代音乐文化信息，官方参与是其主要标志行为，但在节日的时间框架内依然体现着官与民的和谐统一。如阿都地区官方火把节，无论仪式时间安排，还是仪式内容主体，均具有明显的传统节日特征。而祭祖送灵自古即为古代彝族统治者为祭祀祖先创制的仪式结构，传承至今体现的仍是民间传统，是属于家支范围内人群的节日。那么，再从节日仪式的音乐文化内容看，官方火把节是在民间火把节祭祀娱乐音乐活动基础上的再造或建构。因为传统音乐文化仍是其固定内容，加之毕摩诵唱的纳入，又增添了官方火把节与诺苏传统宗教信仰的亲缘关系。当然官方火把节也吸收了现代通俗音乐文化，只是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流动性因素。所以官方火把节在仪式内容上体现了继承传统信仰，容纳族性音乐，又展现当代节庆仪式文化认同的复合性特征。但祭祖送灵仪式是以毕摩诵唱为主要音声，特定场合应用世俗音乐的民间传统节日。

由此，两类仪式均归属为彝族诺苏现代节日体系，体现着官方与民间、现代与传统、民族与族群文化的二元特征。

（二）从民族和族群层看两类仪式的主文化、亚文化关系

“亚文化、交互文化、主文化”是1992年美国马克·斯洛宾针对音乐文化空间提出的基本描写方式及词汇组。⑤马克·斯洛宾在其《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一文中认为，主文化有区域、跨区域、单一民族国家的特征；具有主宰性，也可看成一种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兼具有形性和无形性，且无所不在的特征；是复合、矛盾的结合物。亚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主要涉及文化层面有家庭、邻里、组织委员会、族群、性别和阶层。转引自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第203页。若从民族层和族群层⑥关于国族、民族和族群的内涵和关系，参看笔者论文《彝族诺苏人的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与国族文化认同》，《中国音乐》，2020年，第6期。看两类仪式，同样存在着主文化和亚文化的交错关系。

1.从民族层看两类仪式的主、亚文化关系

自1987年凉山州政府将火把节做为法定节日，到1994年第一届国际火把节举行，火把节逐渐从地域性亚文化向区域性主文化发展。2016年义诺区马边政府突破传统，举办官方火把节，火把节自此成为了凉山彝族诺苏人各土语区共有的节日⑦凉山除了义诺土语区没有民间火把节祭祀，其他土语区大多有此传统，至于何因也是众说纷纭，所以义诺土区的马边官方才建构火把节。，并且在不同地区呈现以官方为主导的主文化特色，代表的是民族文化认同。如火把节开幕式中领导致辞、参与点火等官方行为，昭示了火把节仪式隐含的政治性色彩，也由此注定了火把节与祭祖送灵仪式不同文化风格和仪式属性的特征。

相对而言，祭祖送灵仪式尼姆撮毕是彝族远古时期已存在，备受当时统治阶层重视的传统仪式活动。传承至今，仪式规模和时长虽然有所缩减，但鉴于此仪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