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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恩师孙剑云先生

先师孙剑云先生仙逝已整整一年了,但我至今也不愿、不肯相信这会是真的,常常是电话铃响起时还下意识地想老师又有什么事在找我了,刹那之后才明白这已经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幸福与美好了,留给我的只能是苦涩和悲凉了。几十年的教海栽培抚育之恩,再也没有机会做哪怕是点滴的回报了。屈指算来,从1968年我12岁那年开始受教于恩师膝下,到她去世,整整35年,从来没有超过一礼拜不见到老师的,每星期必去,平时她有事也总是找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随侍左右,使唤惯了,我也知道她的脾气习惯,亦事对路,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小车司机(当时还没有私家车),跑起来方便。鞍前马后事无巨细,慢慢地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老师有三天不找我,反而觉得缺了点什么。有时她有急事,单位里要撒谎请假,家里老婆孩子放下不管,也要先给老师办事,我从心眼里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对她的感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师重道父母之恩在养育,而老师教我做人处世,习文习武,再造之愿,重于泰山。在她的诸多弟子中,追随她时间最长的,非我莫属。这并非是我个如何有本事,而是我的运气机缘比别人好。

我能认识孙剑云老师,要感谢我的家族,特别是表兄李梦庚和堂兄刘树林。我的表兄李梦庚和李梦的妻妹祖雅谊都是孙存周先生解放前就收的磕头徒弟,李梦庚的拳刚猛,人朴实,但领悟能力较差,所以学到的东西反不如祖雅谊多,祖资质好,年轻聪颖,存周先生很是教了一些真东西,后来祖结婚生了孩子后,我亲眼见她曾经抱着孩子和人推手而无人能敌。表兄比我们年长许多,后来在文革中惨死,因为他的关系,后来我的堂兄刘树林也拜在存周先生的门下一直学习到1963年先生去世,树林18岁,就找到师姑孙剑云,继续求教。文革前我年龄还小,因为都要上学,和树林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只知道他在练拳,而且是在跟孙禄堂的女儿学,心中很是羡慕。因为我的老家是河北定兴的,孙禄堂先生早年在那里授徒传艺多年,徒子徒孙众多,我耳濡目染是早已知道练拳是好事,而且要练就练孙家拳。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我就逐渐动了学拳的心思,不断地缠着磨着树林,要他教我,他被磨不过,就对我说,我还在跟师姑(即孙剑云老师,当初他找到老师时,老师曾说过,你是我二哥的徒弟,也就不必再拜我,免得别人说我捡我二哥的徒弟,但只要你练孙家拳,我就有责任教好你,总之你要是块材料呢,没这层关系我也会好好教你,若不是这块材料,就是拜了我也没用。这样,树林自始至终称老师为师姑)学呢,教不了你,你要学就直接找师姑吧。其实他的意思是怕麻烦,想把我推给老师处理,让老师一看我,小孩子一个,以老师那样的大名家,哪会耐烦来教?我也就没话说了,不会再烦他了。于是在1968年的春节,他带着我去水磨胡同老师家里给老师拜年,那是我第一次见老师。我原来认识的练武的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这回一见,竟是个容貌温和、气质文雅、皮肤白细且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不禁有些吃惊,但大家都说她功夫大,树林也对她毕恭毕敬的,所以这念头一闪也就过去了。记得当时她只问了我几句话,多大了,为什么要学拳,能不能吃苦等等。我记得回答的挺幼稚,说想做个侠客,飞檐走壁。吃苦不怕,摔伤碰伤从来不哭。后来她就给我摆了一个三体式,要我回去好好站桩。我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不管怎么说,老师教我了,没说不要我,我也能练拳了。心中暗下决心,一定好好练。这就是我第一次见老师的全过程。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和老师真的有缘分,她怎么就一下答应教我而没有嫌我是一个小孩子,也许恰恰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塑性强,人也还算聪明伶俐,所以她才觉得“孺子可教”吧。她一生教人无数,但像我这样从小就学孙氏拳,没有练过别家功夫的弟子(孙家本家人除外)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我、树林和雷世泰,而真正由老师从头一手教出来的只有我一人(树林是由孙存周先生启蒙,世泰则是由他的爷爷雷师墨,他们都是练到相当的功底后由老师接着传授的)。那一年老师53岁,应该说是年富力强,也许是有感于文革的冲击与动荡,想培养一个纯正的“剑云派”的的传人,而我就机缘巧合地得到了青睐,这是我的造化、缘分,它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可能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和武术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

第一次见面之后有几个月没有再到老师那里去,不是不想,而是给我摆的三体式还没有站出什么名堂来,不敢再去,只是自己下功夫练。转眼就是当年的阴历五月十三,在我三哥树林家里为老师做寿,因为正值文革期间,不敢明目张胆,只请了至亲好友数人而已,除了世泰和世泰母亲外,都是我们刘家自己人，我也去了。由于人多,把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放在屋子中央,我们大家都围坐在靠墙的床上和椅子上聊天。我赶忙站了个三体式让老师看，心中惴惴不安,谁想她看了后不但没说不好,反而夸了我,说原以为我是小孩子一时高兴要练拳,等到站三体式觉得枯燥无趣,就会打退堂鼓,十之八九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