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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保险精准扶贫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1国内研究现状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各保险公司要精准对接脱贫工作中的保险需求。保险扶贫作为金融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职能包含资金融通、经济补给、防灾减损和损失补偿等方面，天然契合精准扶贫精神，有着先天的优势。廖新年（2012）提出保险在保障农村扶贫工作中具有独到的优势：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的风险抵抗能力得到成倍的提高；通过调节利益分配关系，最终实现贫困地区的金融生态的改善。周正（2015）认为在向贫困地区人口提供风险保障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专业机构，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赵忠世（2016）表示政府能够通过利用财政资金为贫困人口购买扶贫保险来增加福利，实现了资源反哺；而保险的杠杆功能，更是大幅度了财政资金的扶贫功效，使得更多的资金流入贫困地区。杨雪美（2016）通过研究政府和市场这两个方面，提出了农业保险能够更精准的协调政府和市场的扶贫资源分配，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并提升资金的使用精准率。焦清平（2016）提出保险扶贫更具备精准的特点，相比其他金融扶贫手段，扶贫资源可以通过保险功能直达贫困地区人口。李鸿敏（2016）提出，保险可以从做好贫困地区扶贫基础工作、参与贫困地区基本养老医疗体系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灾害风险保障机制等多方面扶持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杨孟著（2017）认为保险业作为助推脱贫攻坚的主体，着重强调的是由保险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精准性”，以及由其风险管理机制衍生出来的在助推脱贫攻坚中无可替代的效应和独特功能。盛继丹（2019）认为保险的风险保障、杠杆放大、增信融资等属性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在扶贫工作中引入保险机制来改善贫困地区的金融生态，以达到统筹利用公共资源、放大扶贫资金的目的，保障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完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在选择保险扶贫模式方面，吕岩（2015）提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扶贫主流模式是“保险+”模式。保险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可衍生出“保险+期货”、“保险+信贷”、“保险+订单农业”和“保险+农资采购”等模式，可以精准的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相关产业。焦清平（2016）研究保险扶贫后提出了另外三种模式：一是农业保险“精准滴灌”模式；二是贫困地区“造血式”模式；三是贫困人口“缺口补位”模式。吴焰（2016）则是通过研究“阜平模式”，对未来保险扶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整理。他认为保险扶贫工作离不开政府的鼎力支持，并提出了两项制度设计，一是扶贫贷款“风险共担”，二是三农保险“联办共保”，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大幅度提高政府专项资金扶贫的效应。卢柯帆（2017）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精准扶贫，提出精准扶贫是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体现了社会公正。保险自带的扶危济困属性，天然契合脱贫攻坚。采取“保险+其他扶贫主体”模式，可以有效的连接各类扶贫主体与贫困地区人口，提升扶贫攻坚的精准属性，达到扶贫攻坚的精准要求。

在关注保险扶贫工作取得的效果的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刘静（2013）通过研究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的差异，指出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承保范围小、覆盖率低，因为农业保险经营成本大、风险高，严重阻碍着着保险扶贫的发展。同时金融扶贫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扶贫任务重，二是扶贫资金相对不足，三是信用体系不健全，四是抵押保证物不足。赵文新（2014）通过研究农业保险风险和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关系后提出，因为农业保险风险相对较大以及农村贫困地区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低这两方面的因素，贫困地区人口会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约着保险扶贫工作的开展。林智勇（2016）则是从资金缺口和资金风险两个方面，阐述了在实际保险扶贫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谭正航（2016）研究了保险扶贫的机制建设问题，他通过大量的研究保险扶贫案例，提出当前我国法律没有太多针对保险扶贫的保障机制，存在着较多的缺陷。吴滋兴（2016）也认为贫困人口作为金融扶贫的目标人群，缺乏金融准入条件，先天弱势难改金融格局。

针对上述不足，有关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比如，郭生臣（2015）建议，保险机构要大力探索开发保险扶贫新模式，通过发挥风险分散和信用增级功能这两个重要的保险机制，为贫困地区引入更多的信贷资金。冯文丽、李建英、黄华等（2016）指出保险精准扶贫需要政府的支持，他们结合“阜平模式”的具体措施后提出政府指导支持保险公司开发精准扶贫新险种，完善贫困地区保险的政策支持保障，加强贫困地区保险的宣传。谭正航（2016）提出政府应完善保险扶贫法律保障机制，保障扶贫开发的要求。保险能大力支持精准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