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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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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证据认证中国际经验的比较与借鉴分析综述

第一节美国诉讼程序中的大数据证据认证规则

美国将大数据证据归入科学证据，即对案件证据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进行分析所得的专业意见，属于一种专家证言。张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第50页。

张斌：《论科学证据的概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第50页。

一、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标准

美国制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是为了弥补法官在面对一些科学证据时专业的科学技术的缺陷，避免将司法判决从法官的自由心证变为科学家的科研辩论。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法官可以先从一般的证据法角度对科学证据可采性进行一般性的判断，如果该科学证据符合一般的证据可采性要求，再由陪审团成员对科学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防止专家证人以错误的观点误导陪审团的判断。因此，美国司法通过判例的逐渐积累，逐步完善一套科学证据的采信规则。法官和陪审团在面对科学证据或者其他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通过可采性标准规则，对专家证人所提出的专门意见进行量化，为最终采纳科学证据提供的依据。

陈邦达：《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嬗变及启示》，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页。

美国科学证据适用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更新发展。大体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23年的弗莱伊诉合众国案(Fryev．UnitedStates)以及1993年的都伯特诉梅力道公司案(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

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法庭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一般是进行形式性审查，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对专家资格的审查。专家证人在其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越高，其证言的证明力就越高，反之则越低。至于科学证据是否真正符合科学规律，不是审查的重点。在弗莱伊案中控方提供“心脏血压的测谎报告”以证明被告

人构成谋杀罪。在当时的法官来说，这份测谎报告是一种全新的证据。该案法官最终认为该科学证据作为一种新的检验方法，需要科学家们以及法院的普遍接受。而该案中的科学证据作为一种新的事物，许多心理学或者生理学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对该证据的科学性争议巨大。而一项科学证据要保证本身的可靠性，应当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普遍接受”，否则不应采信该科学证据。因此，在本案中无法作为证据使用。弗莱伊案所确立的科学证据规则被称为“普遍接受”标准，即法官和陪审团是否采信一项科学证据，不应该取决出具该科学证据的专家的个人学术权威，而是应该取决于该科学证据是否已在所属领域取得大部分专家“普遍接受”的程度。“普遍接受”规则在当时的价值体现在使法官开始区分专家证言的可采性与专家证人资格评判。

刘晓丹：《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研究》，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第21页。

1993年的都伯特诉梅力道公司的案件中，梅力道公司为证明其药物不会导致服用者后代产生先天缺陷，向法庭出具了医学专家的权威意见。而上诉人都伯特也同时聘请了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医学专家来反驳梅力道公司的观点。最终，该案的法官认为，因本案专家证人的实验结论还为经过发表，也未经受相关同行的验证与质疑，所以不采信该科学证据。都伯特案确立了“综合考量”标准。“综合考虑”标准要求法官在审查对科学证据时，必须从下列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科学证据所适用的鉴定技术是否已经得到实验验证；二是科学证据所依据的方法与原理已在学术界公开发表，或者得到同领域专家的检验与认可；三是科学证据所适用的新技术的误差率是否已知；四是科学证据所依据的理论是否在相关专业领域达到“普遍接受”的程度。

张君周：《论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以美国法官的看守职责为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64页。

二、美国对科学证据的采信过程

美国在确立上述有关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同时，法官对科学证据的进行采信也十分重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上有很强的自主性，控辩双方对于对方的提出的证据，常常会进行激烈的对质。控辩双方各自聘请专家证人，与对方的专家进行对质以验证专家证言。而法官则是处于中立的地位，依据科学证据的采信规则，对科学证据进行判断。

首先，法官会对专家证人资格进行初步审查。美国对专家证人资格审查采用“当庭审查”的模式，这有别于大陆法系采取的“备案登记”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相关专家需要通过大量的职业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国家认可的特定领域的鉴定人资格，鉴定人的资格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法官只需要查询相关的备案登记，就可以认定专家证人的资格。美国的法律对专家证人的资格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