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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自查自纠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文风建设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及相关制度要求，我单位于2023年X月至X月开展了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自查自纠工作。本次整治聚焦近三年（2020-2023年）制发的各类公文，涵盖请示、报告、总结、讲话稿、调研报告、意见方案等六大类重点文种，通过“全面筛查+重点复核”“技术比对+人工研判”“内部自查+外部协查”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问题、深挖根源、立行立改，现将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办公室、督查、人事的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办公室、督查室、人事科、机关党委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问题排查组、整改督导组3个专项工作组，明确“领导小组统筹抓总、综合协调组调度推进、问题排查组精准查核、整改督导组跟踪问效”的责任体系。制定《公文抄袭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细化“动员部署（X月X日-X月X日）、全面自查（X月X日-X月X日）、整改落实（X月X日-X月X日）、总结提升（X月X日-X月X日）”四阶段任务清单，召开专题动员会议2次，印发工作提示单5期，确保责任到岗、任务到人、时限到日。

（二）明确排查范围，创新查核方式。排查范围覆盖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以本单位名义制发的所有正式公文（含代拟稿），重点聚焦三类文件：一是向上级机关报送的请示、报告类文件（共XX份）；二是年度工作总结、重点工作汇报等综合性材料（共XX份）；三是涉及民生政策、改革方案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文件（共XX份）。查核方式采取“三步法”：第一步，运用“公文查重系统”进行技术筛查，对文字重复率超过20%的文件标注预警；第二步，组织由办公室文秘骨干、外聘法律顾问组成的专家团队，对预警文件进行人工复核，重点核查“观点抄袭”“结构照搬”“数据挪用”等隐性问题；第三步，针对存疑文件，通过函询发文单位、比对原始素材、约谈起草人等方式核实来源，确保问题定性准确。

（三）注重举一反三，拓宽线索渠道。除内部自查外，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征集问题线索：线上在单位官网、微信公众号开设“公文质量监督”专栏，公布举报电话、邮箱，设置“一键举报”功能；线下召开科室负责人、一线文秘人员、服务对象座谈会3场，发放《公文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200份。共收集有效线索12条，其中涉及抄袭问题的线索5条，为精准排查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突出问题及具体表现

通过全面排查，共梳理出公文抄袭问题XX个，涉及文件XX份，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类：

（一）直接复制类。部分科室存在“图省事、抄近路”心态，直接复制上级文件、历史材料或兄弟单位公文内容，未作实质性修改。例如：2022年X月某业务科室报送的《关于推进XX领域改革的实施方案》，其中“工作目标”“保障措施”两个章节共XX字，与2021年上级机关印发的《XX改革指导意见》高度重合，仅将“省级”改为“市级”“三年”改为“两年”，未结合本地实际补充具体举措；2023年X月某科室提交的《2022年度工作总结》，除“工作成效”部分替换了部分数据外，“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章节与2021年度总结重复率达85%，甚至保留了“2021年未完成事项”等表述错误。

（二）改头换面类。部分材料表面上调整了语句顺序、替换了近义词，但核心内容未脱离原文框架，属于“换汤不换药”的隐性抄袭。例如：2023年X月代拟的《XX会议领导讲话稿》中，“形势分析”部分大段引用某兄弟单位2022年同类讲话稿内容，将“经济下行压力”改为“发展挑战加剧”、“创新驱动不足”改为“动能转换滞后”，但问题列举顺序、论证逻辑与原文完全一致；2020年X月印发的《XX调研报告》中，“典型案例”部分描述的A企业转型经验，与2019年某行业期刊发表的《传统企业升级路径研究》中B企业案例高度相似，仅将企业名称、产品类型做了修改，关键数据（如研发投入占比、产能提升幅度）未作调整。

（三）观点拼凑类。个别材料缺乏独立思考，将多篇文献、报告中的观点进行简单拼接，未形成逻辑连贯的原创论述。例如：2022年X月报送的《关于XX产业发展的建议》，“发展路径”部分分别摘抄了《XX产业“十四五”规划》《XX地区产业升级白皮书》《XX学术论文》中的3个观点，未结合本地产业基础（如特色资源、现有企业布局）进行整合，导致建议“大而空”，缺乏针对性；2023年X月某科室提交的《XX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主要做法”部分由4个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经验材料片段拼凑而成，既未体现本单位工作特色（如2022年创新的“XX工作法”），也未说明各项做法的衔接关系，逻辑混乱。

（四）数据抄袭类。部分材料未严格核实数据来源，直接引用网络信息、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