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pdfVIP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２ 期 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管育鹰* 目　次 一、引言 二、我国设立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缘由 三、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具体情形及实效分析 四、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完善建议 五、结语 　　摘　要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在构建之初就存在诸多问题，这一制度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 其并未起到恰当调节权利人与使用人利益关系的作用。在我国《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的过程中，应当进 一步审视现有法定许可的各种情形，重新构建一种建立在透明有效机制和程序保障之上的、仅针对教育和公 共文化机构的法定许可。具体说，应当取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的法定许可；保留现有教科书法定许可的内 容、并将远程教育的网络传播法定许可整合进来、增加非营利性公共文化机构通过网络向注册用户提供本馆 舍内绝版作品复制件的法定许可，构成教育目的使用的法定许可；取消录音制品播放法定许可，将针对所有作 品的播放法定许可限定于非营利性公共广播组织以教育为目的的播放。 　　关键词　著作权　法定许可　强制许可　公共利益　教育目的 一、引言 我国《著作权法》中虽无法定许可之定义，但明确列举了几种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而几乎所有关于知 识产权或著作权的教科书都把法定许可作为必然述及的基础概念。由于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一样无须事先 征得权利人许可而直接使用作品，学界通常将二者同列为“著作权限制”而进行论述。通说认为，法定许可 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某些方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 〔１ 〕 人支付使用费，并应当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的一种制度。 法定许可的概念并非我国独创，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在其早期公开出版物《著作权及邻接权法律术语专业词典》中即已对“法定许可”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作出了阐释，并专门在关于“强制许可”（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的解释中指出了其与法定许可 *管育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１ 〕 参见郑成思：《伯尔尼公约与我国著作权法的权利限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５ 期；吴汉东等：《知识产权 基本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版，第３１３ －３１８ 页；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第４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１３１ 页。 １８ 管育鹰　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２ 〕 的不同。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的法定许可是一个特有概念，因为《著作权法》列举的几种情形中除 〔３ 〕 了播放之外，权利人均可声明不得适用法定许可。 正如学者指出的：“中国版权法……一般无需权利人 同意，只需向权利人付酬；但权利人在发表作品时已声明不许使用的，则不得使用。这既是一种‘法定许可’ 〔４ 〕 制度，又给了权利人表示自愿与否的机会。在其他国家，这种制度并不多见”。 事实上，我国法定许可制 度的特殊性除了《著作权法》相关条款明文规定著作权人可以事先声明不得对自己的作品适用法定许可外， 还体现在将义务教育目的的法定许可情形（第２３条）与合理使用诸情形（第２２ 条）一起归入“权利的限制” 〔５ 〕 部分，而其他法定许可情形则散见于邻接权部分关于作品传播者权利义务的规定中。 那么，我国《著作权法》对法定许可的具体情形作出这些特殊规定的原因、成效如何？尽管学界对著作 权限制、尤其是合理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