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困境或价值迷局--东西方文化关系中中国的当代文学的处境.pdfVIP

身份困境或价值迷局 ——东西方文化关系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 作为前东欧的“流亡作家”的米兰·昆德拉，在上世纪80年代前往以色列领取一个文学 奖项时，曾这样赞扬以色列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属性：他说，“正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超越于 民族主义激情之上”，一直表现出了对于作为“文化的欧洲”的敏感和重视，虽然他们历史上 曾饱受欧洲人的欺凌，但是仍然“忠诚于这个国际性的欧洲”，并且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重要 性。昆德拉说，“以色列……在我眼中俨然成了欧洲真正的心脏，一颗奇特的、处于身体之外 的心脏”。1 昆德拉的这番话显然有特殊的“现场效应”，但刨除“人情”因素，他说出了一个奇异的 文化关系：以色列，这个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便被欧洲强权不断毁灭和驱散的民族，历经磨难， 但在文化上依然固执地认同欧洲，认同这块与它既血肉相连又恩怨纠缠的土地，并且在这样一 种关系中延续和创造着它的文明，创造出共属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许多核心价值。当然，这番话 也同样隐喻着昆德拉自身的文化身份与命运：作为一位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捷克籍作家，他在留 居法国并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之后，似乎是在刻意显示他对于自己的国籍与民族身份的 “不在意”，然而事实上他的这种权利和荣耀的获得，背后除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就以外，难道 没有背景和出身、民族与政治的潜在作用吗? 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引发人们对于中国作家“文化身份的思考，以及对于中国当代 文学同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思考，对于“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价值几 何的思考。因为所谓“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解决“中国文学”与“西 方文学”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阻隔和障碍的问题。我们与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固然有很大不同，但 同样也有一个遭受西方欺凌的近代历史，特别是与东欧国家近似，还经过了一个与西方阵营的 意识形态对峙的时代，因此，中国的作家的某些身份背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长处境，与某些 东欧国家、甚至东方国家便有诸多可比附处。 从“现代文学”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无疑是在“西方文学”的启示下生长发育起来 的。然而这一关系并不“稳定”。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我们先后从取法欧美文学的价 值与思想(五四文学时期)，到返回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50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学时期)，再 到重新找回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价值(80至90年代的新潮文学运动时期)，眼下，似乎新一轮 的民族主义文化与美学思潮又暗流涌动。这些大幅度的摆动，表明中国的文学在与西方文学的 关系中间，一直有一种深刻的犹疑。而且它并不仅仅表现的文学中，还广泛地表现的文化与政 治的各个领域与方面。 很显然，中国作家并非像昆德拉所赞美的以色列的知识分子那样“专一”，而是很容易就 被国内的启蒙(人文)主义的、或是民族主义的思潮所左右。相应地，我们对精英文学的评判 尺度也会随之激烈摆动。之所以会这样，原因恐怕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和欧美文化之 间有完全不同的历史与传统。犹太文明自“公元”前后就开始与西方文化相融合了，而中国文 化直到黑格尔的时代，“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当然，他所说的“世界”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世界，而非全人类的世界。黑格尔说，在这个“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一种终 1米兰·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见《小说的艺术》第197页，董强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557 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正因为这样一种亘古流传的传统，中国 与西方观念的对话便如此艰难。在业已跨入新文化一百年以来，中国的文学仍然在“西方”和 “本土”两个庞然大物之间摇摆，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依然不明——是昆德拉式的“世界公民” 呢，还是索尔仁尼琴式的不肯离开本士的“异见人士”?还是当下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某种意义上，关于“传播”的焦虑是来自同一种文化矛盾。 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是西方知识界评价中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依据。这样说 不是“控诉”，而只是“陈述”。具体的例子是，欧美知识界对于第三世界和集权国家的文学的 看法，从来不纯然是“经验的异质性”和“美学上的独异性”——这种评判尺度名义上是一个 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定理(但从来就不能完全落实)；而从来都首先是出于其 价值观的衡量和比照——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