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的出版曾经遥遥无期.docVIP

《青春万岁》的出版曾经遥遥无期 　　 　　期待、期待…… 　　 　　《青春万岁》是从1953年开始写作的，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涨，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者、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写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大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匐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甚至多半会搞得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姣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士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官话的一脸书生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 　　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熏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老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