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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短信沟通在教师育人中的作用及启迪 　　进入新世纪以来，若要问中国高校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手机的普遍拥有和短信的普遍使用无疑是首选之一。仅以作者所在的学院来看，2003年的教职工通讯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大约只占教职32,总数的1／3，而2006年的教职工通讯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几乎已经达到100％；几年前即使在研究生中手机也并没有完全普及，而如今本科生中没有手机的已经成为凤毛麟角。2006年10月，笔者惊讶地发现，上个月自己的短信费用支出竟然达到了73.70元，而这些短信，大约有4／5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使用的。短信沟通无疑已经成为高校师生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而高校师生的课外交流无疑是高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的重要体现。因此，深入认识和发掘短信沟通在高校育人中的作用、深入认识这一现象的深刻蕴涵，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进全员育人具有十???重要的意义。 　　 　　缺乏沟通是高校育人中久治不愈的顽疾 　　 　　反思最近十多年来的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师生之间普遍地缺乏交流。除了高校辅导员之外，一般教师同学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同本科学生之间的关系往往仅限于课堂教学，缺乏课外的交流，特别是缺乏师生之间的个别交流。尤其是最近几年，不少高校迁移到偏远的新校区，教师往返一次就是几个小时，常见的现象是“教师跟着班车走、班车跟着课时走”，学生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见得着老师。尽管有些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实行本科生学导制，让每位教师与5－6个本科生建立固定的联系，再如规定每位任课教师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方坐等学生的来访，等等，但是收效总是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教师在课堂之外同学生有普遍的交流，甚至还会到学生寝室中去看望学生，而这都是教师自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条例和规定教师都必须这样做。 　　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无疑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教师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也有十分显见的好处。因此，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两个时期师生之间的关系会不一样，为什么这最近十多年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会如此稀疏。 　　笔者认为，这两个时期之间的两种不同的状况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一是社会气候，社会环境不一样；其二是时空距离，物理环境不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环境，是一个政治取向的社会，高校教师不可避免地也要适应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政治取向。这样，一方面对教师的“重红轻专”“先红后专”甚至“红专对立”的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重政治、轻业务；另一方面对教师政治觉悟方面的怀疑和对学生政治地位方面的肯定又自然而然地引导教师去亲近学生。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的接连发生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校教师所产生的影响，而50年代从工农当中招收大学生、培养“新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和目标，特别是70年代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出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和举措，曾经让高校教师多么的胆战心惊。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政治取向的影响下，高校教师“穷极无聊”(无需做学术研究也不敢做学术研究)同时为求自保(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他们自愿地去接近学生；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时空距离和物理环境的因素又使教师在接近学生、亲近学生的时候无须付出较大的成本，因为他们都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就住在校园中和校园的周边。 　　很显然，这两个因素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已经完全改变了内容。高校教师再不会“穷极无聊”，像王选院士那样在上海的家中养病几年而所在的北大不闻不问。高校教师要拼职称、写论文、争课题，要利用不坐班的课余时间做报告、做项目、做兼职；另一方面，既然学校不会再给自己分房和换房，既然只能靠自己买房，那就不一定要买学校附近的商品房，要买就买自己有能力购买的最好的房。于是，高校教师散住的越来越多，随着学校的搬迁家离学校越来越远，与学生交流所需付出的时空成本越来越高。 　　高校的师生之间缺乏沟通，为什么会成为久治不愈的痼疾，应当从这两个因素之中找原因。 　　 　　短信沟通为高校育人开辟新的途径 　　 　　由上面所述的影响高校师生沟通的两个因素作进一步的推论，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沟通的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即意愿和成本。意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普遍性，选择性，受动性。普遍性是指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与人沟通的意愿；选择性是指与谁沟通、何时沟通、以什么方式沟通的意愿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受动性是指沟通的意愿能够被外部的因素催发或者遏止。沟通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成本。意愿是沟通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而成本是推动或遏止意愿的动力因素。沟通是由意愿和成本这两个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