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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破解对策研究
“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及破解对策研究
摘 要:按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目标,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积极拓展国际需求,自上而下开展改革攻坚,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民生;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16-04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产生原因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用来指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特征,现代化的成果不能由多数人共享,社会陷入动荡,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有研究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特指“拉美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便长期滞留在这个水平上。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1]
有研究者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典型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及东亚的部分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均实现了人均GDP 4000美元的突破。其后,日本、韩国依靠技术转移和科技创新,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等,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还强化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建设。通过加大福利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发展机遇大致均等,形成了稳定的发展预期,延续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时间和空间,经济普遍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1984年,日本实现人均GDP 1000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42983美元,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14位。1990-1995年,韩国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跨越,并于2007年实现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达到2.1651万美元。
反观拉美国家,首先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拉美地区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均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而后,拉美国家一方面过分相信外国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过分相信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于该地区工业和科技进步作用的决定性,发展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使得拉美国家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没有及时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遂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其次是收入差距过大。拉美国家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在实践中奉行了“增长第一,收入分配第二”方针,结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加深,两极分化加剧。拉美国家高收入者占就业总数的9%,中等收入者仅占14%,低收入群体极为庞大约占76%。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44-0.50徘徊,巴西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0.64的高位,远高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第三是社会保护机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如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公民教育等方面投入弱化,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缺乏有效保护机制,反过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机制的巨大冲击。[2]诸多原因造成了拉美经济疲软不堪,并陷入长期萧条或不景气状态,社会发展迟缓延宕至今,教训深刻。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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