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docVIP

乌托邦与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 　　［摘　要］对理性的普遍坚信是20世纪人类乌托邦的核心。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占，物质生活的富裕对人的诱惑，导致了人在精神上的危机甚至沦落。乌托邦的隐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贫乏的精神画面。在人类痛感精神家园失落的时代，布洛赫在“希望”的理念之上构建了他的乌托邦哲学。弗洛姆高举着“让人成为主人”的大旗，哈贝马斯则提出了交往范式，构建了他的交往社会的乌托邦。教育，因其表现着对“不在场”的未来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因而具有鲜明的乌托邦精神。 　　［关键词］教育； 乌托邦精神； 教育理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2-0091-04 　　自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面世以来，“乌托邦”这一概念就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需要指出的是，乌托邦不能在通常意义上那样被解读为远离现实的幻想或空想，其本质特征应合理地理解为：内在于其中的人类不断超越现实的理性与道德精神。这一本质在社会意义上则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理想的设计与尝试。乌托邦所指的是不在经验时空中客观存在的事物，它的存在形态是超验意义的而非经验层面的，它是愿望指向未来的可能性的投射。乌托邦体现着人类的希望之光。 　　一、“乌托邦之后”的时代境况 　　对理性的普遍坚信是20世纪人类乌托邦的核心。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长了人的手臂，给人类带来了征服自然、征服宇宙的空前信心。然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寂静的春天》所宣告的人与环境的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技术社会中人性异化的深刻揭示，以及现代人的物化、异化的境况，使人们原本以为可以托付给科技理性的希望遭到了破灭。因为20世纪的发展史同时告诉我们，“在理性的光辉似乎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照亮了人类历史道路的时候，理性也把它可怖的一面展露无遗：奥斯威辛的焚化炉、广岛的原子弹、核军备竞赛等等，无一不是理性的杰作。”［1］可以说，已经逝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而又噩梦连连的世纪，是人类的美与丑无不登峰造极地得以发挥的世纪。 　　19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旨在重建人的价值标准和属于人的现实生活。然而，在现代技术理性面前，我们惊恐地发现“人”也要死了。人之将死，是指人的精神之死，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占，物质生活的富裕对人的诱惑，导致了人在精神上的危机甚至沦落，使现代人无暇去审问人的本质和归属。在当今社会的诸多危机中，最大的危机是人的精神危机。在上帝死后，理性又被送上了断头台。那么，人类将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呢？ 　　在中国人的精神国度里，同样经历着乌托邦消弭所带来的精神震荡。自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绝于耳，传统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坍塌，引发了20世纪中国人最初的精神危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在这一理想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在上一个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对这一理想的“左”的理解和误读，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文革中“破四旧立四新”的打、砸、抢的“革命行动”，几乎耗尽了这一乌托邦的内在能量。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经历着人的物欲膨胀和精神危机的双重历险，当年马克思所说的“物化”现象，在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人们生活在金钱和利益的追逐中。难怪有人惊呼：“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凸现而思想凹陷的时代，曾经拥有思想巨人的国度正从精神的高地上往下滑！”［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处于乌托邦之后。 　　乌托邦体现着人类的希望之光，而进入后乌托邦时期，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失去光辉的世界之夜。海德格尔说：“世界之夜的时代是贫乏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夜半时期，时代的贫乏是巨大的，由于处于贫乏之中，“贫乏的时代甚至不再能体验自己的贫乏”。海德格尔认为，“时代处于贫乏并非在于上帝之死，而在于短暂者对他们自身的短暂性几乎没有认识和没有能够承受。短暂者没有获得到达它自身本性的所有权。”［3］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定为烦恼所占有，烦恼的极端形式为恐惧，恐惧与死亡有关，故死亡是最好的归宿。萨特主张，自由与孤寂同在，与烦恼相随，他人就是地狱。加缪则宣称，人生是荒谬，自杀才是这个时代真正严肃的哲学课题。……乌托邦的隐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贫乏的精神画面。“世界生了癌，这癌就是人”［4］格雷格的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今世界人自身危机的严重性。 　　人类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昭示未来的乌托邦，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一个颓废的存在；人若没有乌托邦的精神，就总是沉沦于世俗之中。垂垂暮年的伽达默尔说过，“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因为人是需要乌托邦的。”我们处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