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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户籍制历史溯源与现实反思 　　高考户籍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它主要是指高考在户籍方面的制度规定，也就是高考与户籍捆绑在一起，考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报考、考试及录取的一项制度规定。[1]高考户籍制度的本意是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享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各地教育以及文化的平衡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制度却成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 　　由于高考户籍制限制的存在，导致大量考生不能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省市参加高考，这也就催生了两类现象，即“异地高考”与“高考移民”。人们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表面上很相似，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异地高考是指户口在流出地，但在流入地高中就读并注册学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在不改变户籍的前提下，在流入地参加高考以及录取的一种考试方式。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进入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指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进而产生在就读所在地参加高考的诉求，这一诉求在一定层面上否定了高考户籍制度。而高考移民恰恰相反，它并不否定目前的高考户籍制度，而是在参加高考之前将考生的户籍从录取分数线较高且录取率较低的地区迁往录取分数线较低且录取率较高的地区。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些考生及家长基于原户籍所在地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从而竞争激烈，为享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寻求更多的教育机会，把户籍从一个地区迁到另一个地区的情形。这种情况的主流趋势是从经济发达而高教资源稀缺的地区迁往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基础教育发达的地区迁往基础教育欠发达地区。 　　一高考户籍制与科举户籍制 　　无论是异地高考现象还是高考移民现象，其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而这两种现象之所以产生，高考户籍制度是根本原因。高考户籍制度在我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科举时代，我国就存在科举户籍制。因此，要想了解高考户籍制的由来以及去向，就有必有全面认识我国古代的科举户籍制。 　　关于科举制创立的具体年份，学术界还有大业元年及大业三年等诸说，因不是本文重点，故不作考证。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创立科举制度至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正式取消科举制，科举制在中国整整实行了1300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科举时代”。直到今天每个地区的高考第一名都被称为“高考状元”，由此可知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古代的科举制度基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有严格的户籍限制，而户籍制在科举中的主要体现就是分区配额制。 　　唐代是中国科举制度初步发展时期，本贯（即在户籍所在地）应举的制度始于此时。[2]唐朝的中第人物中北方士人占绝对的优势，长安和洛阳及其附近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人在科场中开始崭露头角。但总的来说，南方士子在科举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少。据统计，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唐代进士人数最多的十个省份中，南方只有江苏排名第四，而福建、浙江、江西排名最后三位[3]，其余前面名次皆是北方省份，这反映出科举初期北方士人占据优势地位。 　　北宋以后，北方地区因为经历较多的战乱，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加之长期处于与辽、西夏的对峙状态，学习环境不够安定，北方人又不擅长诗词歌赋这些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所以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科举及第的比重出现了南北逆转。在科举录取人数南北比例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到北宋中叶引发了大臣关于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争论的核心人物是北方人司马光与南方人欧阳修，司马光主张分区取人，而欧阳修主张唯才是举，这两种方式分别有利于北方和南方。而宋英宗最后还是决定维持现状，实质上是倾向于欧阳修的意见。宋神宗采用王安石的建议，将明经等科目归并于进士科，但仍没有改变南方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元代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以选取进士的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明初沿袭前代的做法，在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乡试）中实行地区定额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发生了“南北榜”案，因该年会试录取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极大不满，朱元璋亲自阅卷，录取全为北方人，并处死了包括主考官在内的一大批人，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科场舞弊案，而是朱元璋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笼络北方士人而人为地贬抑南士录取北士的结果。到了仁宗朝，杨士奇提出了南北分卷的设想，到宣宗朝正式实施，并把一些不易划定为南或北的区域分为中卷，南北各减5名归中卷，若录取100名，则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 　　清代将定额制度更加细化，各省乡试也逐渐分细，如雍正元年（1723年）将湖南、湖北分开。乾隆元年（1736年）将江南乡试分为上下江录取，下江江苏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