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光筑起“精神堡垒”碉堡大王.docVIP

贺国光筑起“精神堡垒”碉堡大王 　　重庆浮图关下，原有一条抗战初期修建的两浮支路（今健康路）。在这条路上，有一栋青砖蓝瓦的小型民国风格建筑：四层高，呈半圆形的楼梯凸于西立面，撑起顶部一个半圆形大露台，低矮的围墙裹着一个古木蝉鸣的小型花园……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幽静闲适的小房子，便是那位有着“民国吕布”、“碉堡大王”之称的贺国光在重庆的唯一居所。 　　三易其主的“贺国殃” 　　“尖脸、深腮、猴儿一般的个头，当面看不清人的睁眼瞎”，这几乎是湖北蒲圻县赵李桥乡乡民们对幼年贺国光的全部印象。人们将这个天生多残缺，其貌不扬且又高度近视的孩子，视为他那寡居母亲前世的“孽障”，并且习惯性地忽略他的大号，称其为“贺瞎子”。 　　在白眼下长大的贺国光比寻常人更加努力，也更无视挫折。他先是循着读书人的传统道路赴武昌府考秀才，可惜三试终名落孙山。于是又打算走洋路，跑去上海方言学堂习外语，仍然失败。落第回家的贺国光还没来得及沮丧，突然听闻正值北洋政府编练新军，省里开始建立新式军校的消息，于是不顾家人劝阻，果断投奔堂兄贺伦夔开办的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骑兵科。这次他选对了去处，贺伦夔的速成学堂虽然在当时名气不大，教学水平却很过硬，日后成了四川军政强人的摇篮。贺国光他的同学们后来大多成了本省军事豪强，集体号称“速成系”，大名鼎鼎的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人皆名列其中。 　　从速成学堂毕业后，贺国光拜入当时任湖北都督的黎元洪帐下。黎元洪非常欣赏这个小老乡，先是保送他去陆军大学深造，随后又亲自指派他去地方上任，一路高升至旅长。1921年，时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黎元洪与中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对峙，于是派自己的心腹小老乡贺国光驻防河南，并负责收集直系军队的前沿军事情报。两个月后，正在武汉苦等情报的黎元洪没有想到，自己等到的不是吴佩孚的军事布防图，反而是贺国光易帜降吴的公告。据当时黎府总管张会德回忆，这一事件令黎元洪“斗志深挫，意气弭丧”，这为黎元洪日后与直系的妥协埋下了伏笔。 　　贺国光为何毫无征兆地突然选择反叛？至今仍让民国史的研究者们疑惑不解。不过有趣的是，仅仅一年之后，黎元洪与直系军阀合作，北上复任北洋政府大总统。贺国光又成了黎元洪的部下，两人居然毫无芥蒂，仍是一幅上下相得之态，令旁人无不啧啧称奇。 　　1926年秋，蒋介石以总司令之名亲率北伐大军，北上讨伐北洋政府，一路所向披靡。这一次，无论是直系、奉系还是皖系，也不管是吴佩孚、黎元洪还是段祺瑞，只要是罩在北洋政府五色旗下的军阀都得遭殃。贺国光见势不对，立马在河南通电起义，第一时间投靠了蒋介石。待到北伐胜利，国民政府成立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贺国光已修成蒋介石手下一员有手段、讲气度、有修养的儒将，居然再没有人记得他那理应受新政府鄙夷的北洋旧军阀身份。 　　三易其主，如吕布一般的贺国光，能在三位主子那儿都颇受重视，除了他的人际经营本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办事的才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基本扫清中原军阀的蒋介石开始将眼光投向四川。彼时的四川是刘湘的地盘。刘湘的川军虽暗弱，但山高路远，蒋介石虽有心图谋，却也难以强行将其吞并。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打得川军丢盔弃甲，此时的刘湘只得乞援于蒋。终于等来机会的蒋介石非常高兴，立刻给刘湘派去一个庞大的参谋团，参谋团长正是刘湘“速成系”的同学贺国光。 　　这个参谋团自然不是单纯为了协助川军剿共而来，贺国光的兜里揣满了蒋介石对川军各方大佬的许诺。贺国光表面上对刘湘言必称“老学长”、“甫澄兄”、“主席”。暗地里，频频奔走，八方拉拢川军将领。不过数月，川军的阵营已是四分五裂，无奈的刘湘只得在左右将领的“规劝”下归顺蒋介石。贺国光不费一枪一卒，为中央军打开了入川大门。 　　与刘湘一样，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也毫不奏效，中央军被神出鬼没的红军弄得焦头烂额。蒋介石正无计可施时，又是贺国光跳出来提出修碉筑堡，步步为营，坚壁清野，逐步蚕食红军补给的狠辣招数。此招一出，果然奏效，依赖地方补给中央红军处处受制。贺国光因此得名“碉堡大王”。红军和苏区百姓，更是以他的姓名谐音，恨恨地称其为“贺国殃”。 　　为老蒋“平叛”开疆立下头功的贺国光，自然官运亨通。1937年3月他荣升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代主任。1939年1月出任成都行辕主任代行四川省主席之职。1939年5月5日，重庆改为直隶市，贺国光随即出任重庆市长。 　　被称为堡垒的旗杆 　　贺市长走马上任，才发现此时的重庆和那些东南或者中原的城市不大一样，这里深受刘湘统治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国民政府是什么都不明白。于是，贺国光开始筹划在重庆筑一座“精神上的堡垒”，让重庆人明白：如今的天下已不再姓刘了。 　　重庆市资深党史专家，贺国光时代亲历者周永林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一段便是对贺国光当时举措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