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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治国理念中的忧患意识研究 　　[摘要]早期的忧患意识源自人对未知的忧惧、对责任的认知和对天命的敬畏。忧患意识在先秦时期完成了进化为系统政治哲学的理论准备，具备了被广泛认可和传承的社会基础，逐渐成为古代士人阶层普遍掌握运用的一种重要思想意识，对秦以降的历代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忧患意识本身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主题，两汉的忠君之忧、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之忧、隋唐的盛世之忧、两宋的先忧后乐、明代的变革之忧和清代的万民之忧无不体现其对治国理政特别是长期执掌政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忧患意识；治国理念 　　中?D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 　　忧患意识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一般认为，它始于殷商，成于孔孟，波及各家各派，延至历朝历代。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源自人在认识世界的实践中做出的理性反思和经验总结，实际是一种肯定之中蕴含否定的辩证思维，主要表现为对风险的预判和防范，即所谓“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 　　一、忧患意识的源起 　　（一）对未知的忧惧 　　上古时代，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尧之时，水逆行，?锢挠谥泄?。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着为巢，上着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人们智识初开，有许多靠自身力量不能解释的困惑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忧虑甚至恐惧。因此，人们创造了人格化的神，想象宇宙间的事物皆由其统治，通过求神问天减弱对未知的忧惧。殷墟甲骨文和商代中晚期青铜器铭文中有许多祈雨、禳灾这类原始的宗教性活动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的忧惧还聚焦在个体生存层面，主动作为以改造世界的意识很弱。 　　（二）对责任的认知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管理性事务逐渐复杂起来。尧曾犹豫是否让鲧治水患，众人开解他“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楚辞?天问》）。尧忧虑的选人任事的问题，已经由个体生存层面上升到社会管理层面。鲧治水失败后，他的儿子禹继承父业，“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后世对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的责任意识极为赞赏。禹对责任的认知，意味着被动忧惧具备了转为主动除忧的前提。禹的儿子启建立“家天下”的夏王朝后，责任意识又与家国意识相互交织，有机会参与政事的贵族为维护个人和氏族利益对统治者的理政情况时时进行监督，启的儿子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太康五个弟弟“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这种监督进一步强化了统治者对自身所承担责任的认知。 　　（三）对天命的敬畏 　　夏末统治者“不肯?h言于民，乃大淫昏”，以致“天惟时求民主，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尚书?周书?多方》）。第一次朝代更迭给商代统治者很大触动，他们觉得上天自有其意志，自己不能恣意妄为。成汤对夏的诸侯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尚书?商书?汤诰》）。商代在位时间较长的几代王，无不因担忧有违天命，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治理国家，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尚书?周书?无逸》），盖因“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 　　商代延续五百余年，至帝辛重蹈夏桀覆辙。周人认为大邦殷被小邦周所灭，是因为“惟命不于常”（《尚书?周书?康诰》），上天不会永远眷顾哪一个王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统治者只有始终保持对上天的敬畏，施以德政，才能“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书?周书?周官》）。所以西周建立统治后，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予其惩而毖后患”（《诗经?周颂?小毖》），不再搞得天怒人怨。“虽然周人革了殷人的命，成为新的胜利者，但周初的文献看不出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饱含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同于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和绝望”，而是“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负的责任”，所以“忧患意识乃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类自觉的表现”[1]（P3233）。周初的忧患意识仅是统治者个人的精神自觉，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哲学，更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体性意识。 　　二、忧患意识在政治领域的确立 　　（一）理论准备 　　“忧”和“患”起初并不连用，《辞源》和《故训汇纂》均采用“忧患”一词最早出自《易?系辞下》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说法。相传周易系辞为孔子所作，他曾评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