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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 　　【内容摘要】 本文使用1993、1997和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纵向追踪数据，探讨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的社会环境下，婚姻居住模式或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运用事件史分析技术（event history analysis），采用离散时间事件模型（discrete time hazard model），我们发现，居住模式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但其影响因孩次和居住制度而异：对二孩递进的作用大于对一孩递进的影响；从妻居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同于从夫居。家庭结构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反映了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也反映了不同居住制度下妇女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和家庭权力结构关系。 　　关键词：家庭结构；婚居模式；生育行为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Susan E Short，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1前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人口学对中国生育行为的研究往往着眼于生育政策。该政策无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与限制性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家庭居住（已婚夫妻与父母同住）可能提高生育水平（Burch and Gendell，1970；Chi et al，1996；Davis，1955；Weinstein et al，1990)。这一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重家庭、轻个体的某些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如此。然而，由于以往研究偏重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也由于因现代化和都市化而引起的大家庭居住现象逐渐少见，有关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许多相关问题尚未有答案：比如，在现行生育政策环境下，婚居模式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夫妻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也具有参考借鉴作用。 　　本文探讨在现行生育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家庭变迁的环境下，居住模式与已婚妇女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使用1993、1997和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利用先期的婚居模式预测两期调查之间的生育行为。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与父母同住是否影响生育行为；（2）与父母为邻是否影响生育行为；（3）从夫居（婚后移居夫家附近）和从妻居（婚后移居妻家附近）是否对生育行为产生不同影响；（4）婚居模式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否因胎次而异。由于CHNS包含生育政策、婚居模式和其它相关资料，我们得以分析婚居模式对妇女生育行为的独立影响。 　　 　　2家庭结构、婚居模式和代际影响 　　 　　2.1家庭结构和婚居模式 　　有关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看法。其一，由于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以多子女为福，传统的家庭结构以多代同堂为主，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组成（主要是）从夫居的直系或联合家庭（Cohen，1976；Lee and Campbell，1998；Wolf，1985）。其二，由于经济的制约（Parish and Whyte，1978）或过高的死亡率（Lee and Wang,1999），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中国从来都不普遍（Fairbank，1979；Freedman，1979； Zhao，2000）；它只是一种理想的、特殊的形式（Fairbank，1979），仅存在于家道殷实的环境中（Goode，1963）。 　　1936年，费孝通（1998）在江村发现，49%的家庭为联合家庭，父母与已婚子女一起居住；半个世纪后，当他再度回到该村时，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仅下降了6个百分点。1980年代早期，不同年龄群的妇女的居住模式变化甚微（Tsui，1989）。近年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转变、生育率的降低等使传统的家庭观念受到挑战，婚居模式也面临变革。研究表明，生育率的高、低影响家庭结构。高生育率家庭可能过于拥挤，促使新婚夫妇在婚后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Hirschman and Minh，2002）。相反，生育水平的降低减少了与父母同住的人选，提高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子女数量的减少将最终降低直系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的比例（Zhao，2000）。因此，1982、1990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二代家庭户的比例较高，多代家庭户的比例较低（曾毅，2004）；联合家庭的比例也大大降低。然而，在1982～2000年间，三代或四代直系家庭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王跃生，2006）：在这三次人口普查中，三代直系家庭的比例分别为1663%、16．65%、1663%；四代直系家庭的比例分别为052%、059%，064%，表现出这类家庭相对稳定的特征（王跃生，2006）。不过，这些比例因城市化的进程而异（王跃生，2006）。 　　 　　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