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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浅析我国人才选拔制度 　　[摘 要]针对当前社会各界关于高考制度存废的争论，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荐举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二者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优劣，着重强调了考试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认为今后我们还应当推行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的选拔制度。 　　[关键词]荐举制度； 考试制度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2-0111-04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除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等人才选拔模式，甄选人才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德，二是才，即所谓的“德才兼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依据这两个标准选拔人才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先秦的“乡举里选”，两汉的察举制、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以及近现代以来的各种考试制度等等。究其本质，这些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荐举制度，另一类是考试制度。属于前者的有禅让制、“乡举里选”、察举制、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等；属于后者的有科举制和近现代以来的各种考试制度。对荐举制度和考试制度孰优孰劣，学术界一直都有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荐举制度比考试制度更合理，能够综合考察人的各项素质，而考试制度仅凭考试成绩难以考察人的德行，只会做到“以偏取才”；另一种观点认为：考试制度比荐举制度更合理，考试在取才方面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荐举制在这方面则存在巨大漏洞。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荐举制度与考试制度的优劣，不能仅仅比较这两种制度本身，而应当依据这两种制度所依托的社会平台进行判断。因此，我们只要对这两种制度进行历史上的比较考察，就不难看出哪种制度更适合社会的发展。 　　 　　一 　　 　　在这两种选举制度中，荐举制的历史最为悠久。原始社会采用禅让制，各部落贵族“选贤与能”，推举有德有才之士出任部落首领。先秦时期，以西周为代表的奴隶社会的选士制度分两层：大夫以上采用按血缘关系袭职的“世卿世禄”制；大夫以下实行“乡举里选”，文献记载“取士之法，养士于塾与庠序，然后乡老及地方之长，考察其德行道艺，而升诸大学”[1]，通过“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周礼?地官?乡大夫》)，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推荐给统治者。春秋时期晋国祁黄羊（即祁奚）同时推举自己的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子子午为官，被称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可谓公矣”。此典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两汉时期的主要选举方法是察举制。它是朝廷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经过察访人才并举荐给朝廷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源起于汉高祖的《求贤昭》，但当时尚未形成定制。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初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汉文帝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书?文帝纪》)。汉武帝时，又陆续设置了孝廉（能尽孝道、做事正直）、贤良方正（品性贤良、行为端正）、秀才、明经、明法等科。只要具备孝悌廉吏的品行即可充选孝廉科；而贤良方正、秀才、明经等科，则要求有相当的文学才能，所举之人要求是奇才异能之士，茂才特立（才学出众）之人。汉武帝时，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对策”是汉代察举制度的一个范例。在对策中，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同时强调“毋以日月之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书?董仲舒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空前膨胀，门第等级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九品中正制取代了两汉的察举制。士族地主的代表――大、小中正官，将士人按门第高下分为九等，根据门第高低甄选人才。从本质上来说，九品中正制本身“是一种铨选方法而非贡举方法”[2]。这种甄选人才的方法取才范围更加狭小。 　　隋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重新实施两汉的察举、辟召等方法，但此时以荐举取士的做法已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于是，在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昭设进士科，通过“试策”来定取舍，科举制成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但荐举取士也时有进行，在科举考试中先后出现了多种荐举形式。 　　1905年，在中国存在了整整1 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革命战争时期，战事不断，政局动荡，大规模的考试有时无法正常组织进行，荐举这种形式作为考试的补充就成为甄选人才的重要手段。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考试沦为“培养精神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废除高考成了教育领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中央号召推荐工农兵子弟上大学，推荐“又红又专”的青年入学读书。荐举制在这一时期又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但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推荐的人才良莠不齐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