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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者权利独白 　　国家授予的记者职务权利，具有专有性、排他性，但“国家授权”并不等于新闻传播活动对社会和他人享有特权，记者的报道、评论和采访等活动，法律上道义上的义务底线是清晰的，不可逾越。 　　 　　记者①的权利，在我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甚至官方也没有统一说法。例如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称：“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把这些权利定为新闻机构法人权利；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则把这些权利肯定为记者的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只涉及记者的采访权利，其他权利则暂付阙如。这些差别，反映了我国新闻体制的特色。 　　记者是专门以从事新闻报道和评论为职业的工作者。他们理应享有职业上的权利。报道、评论、批评、发表的权利，属于表达权。而为了报道、评论等需要，必须采集信息或访问一定对象，属于寻求和获取信息权利（知情权）的范畴，即采访权。还有一度讨论得很热闹的所谓“舆论监督权”。此外，记者对于自己除了时事新闻之外的新闻作品，还享有著作权，本文暂不讨论。 　　 　　我国记者权利的特征 　　我们现今了解较多的通行新闻体制是欧美（西方）的新闻自由体制。这种体制确认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属于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所调整的是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承担不侵犯公民新闻自由的义务并且保障它不受其他侵犯，限制公民滥用新闻自由行为必须以法律规定为界限。西方通常认为新闻自由包括办报自由、报道自由、评论自由、信息自由（寻求和获取信息的自由）等，这些权利人所皆有，记者当然享有。西方很少对记者权利做出特别规定，至多讨论记者为消息来源保密的特权之类，而这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法律认可。 　　我国不实行西方的新闻体制，而是“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我国报刊实行主办、主管单位制度，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报刊必须有主办单位及其上级主管机关，而有资格主办报刊的单位则由国家认可。这个制度在大批报刊转企改制之际修改施行的2011年《出版管理条例》中继续保留还有所加强。电台电视台一向实行政府设台制度，在制播分离的改革中，广电总局的部门规章限定新闻节目只能由电台电视台制作，社会上设立的节目制作单位只能制作其他节目。互联网兴起后，有关部门规章限定只有上述新闻机构设立的网站才可以发布自行采制的新闻，非新闻机构设立的网站只许转载新闻机构的新闻。②不用说，创设新闻机构还必须履行行政许可的程序。如此种种，说明在我国新闻业是一门特许行业，新闻机构总是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一定的党政机关（国家机关）之下。 　　从事记者的职业同样必须经过行政许可。核发新闻记者证是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333项确定的项目，新闻出版总署据此制定《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新闻记者证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只有在经过批准设立的新闻机构内正式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才可以申领新闻记者证，从事新闻采编活动须持有新闻记者证，新闻机构非采编岗位工作人员、非新闻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假借新闻机构或者假冒新闻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可见，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合法性是来自国家特别授权，而不是直接源于宪法，记者的职业权利才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关于报道和评论的权利 　　记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报道和评论，他们享有报道和评论的权利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我想每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都会体会到，他从事报道或评论不可能兴之所至，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想怎么评论就怎么评论。作为新闻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的报道和评论，必须按照本单位的宗旨、计划、意图、要求行事，经过编辑、部门主管和总编的审阅认可，有时还要几经修改才能够发表。如果上级认为不能发表，绝不可能说是侵犯了他的报道、评论和发表的权利。他的报道和评论，不管署名还是不署名，在受众眼里，都是代表了新闻机构的立场。可见，记者从事报道或评论，并非在行使纯粹的个人权利。这也就是前引新闻出版总署的文件中把发表权、批评权等归为新闻机构法人权利的一个原因。 　　显然，记者在岗位上从事报道和评论的自主空间，比一个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范围小得多。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不过是否发表还是要经过媒体的把关。而到了自媒体时代，公民的表达权利大大扩展，他的言论只要不违法，就可以通过网络自由传播。记者只有以普通公民身份表达的时候，才可以享有与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 　　这在西方也是如此。除了独立记者外，凡是服务于某一特定新闻机构的记者，当然必须按照所在新闻机构的宗旨方针进行报道和评论。这并不认为同新闻自由的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