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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党协商绩效实证研究 　　摘要：政党协商绩效是指政党之间基于共同目标开展民主协商而取得的有效输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党协商绩效可以理解为协商共识的达成。民主党派通过增加人才储备和提高组织协调能力，能显著提升政党协商绩效。提升政党协商绩效要增加民主党派人才储备；加强组织保障，赋予民主党派成员更多的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认真开展政党协商，把关于政党协商的纲领性文件落到实处。 　　关键词：政党协商；政党协商绩效；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3-0032-05 　　一、引言 　　中国政党协商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合作型政党关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的弊端，成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这种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为世界政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1]。但是，无论是分析政党协商对政治文明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分析新时代背景下政党协商的演化趋势，都必须回答3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政党协商的总体绩效如何；第二，如何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第三，政党协商的提升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都要以政党协商的必备要件探讨和绩效评价为基础。 　　张世坤提出了政党协商绩效的定义及构成：参政绩效是参政党依据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发挥自身功能和影响力而获取政治上、社会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资源，包括政治绩效、社会绩效和道德绩效3个方面的内容。他同时提出了政党协商绩效的提升路径：密切联系群众是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基础，构建和谐政党关系是参政党提升参政绩效的核心，实现民主政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是提升参政绩效的目的[2]。罗文海对政党协商的要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才保障、组织协调保障、资源整合保障和评价激励保障等4个要素构成了政党协商绩效的评价体系[3]。这些文献对政党协商的3个重要问题都有涉及，并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回答，为研究政党协商绩效提供了启示。但是，有关文献偏少，比较零散，尚未建立起逐层递进的研究范式，也没有分析60多年来政党协商的构成要件及绩效。笔者试图在现有文献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1）从政党协商总体绩效向要素绩效延伸，提出政党协商的全要素构成；（2）借助全要素构建理论模型，对政党协商绩效进行实证研究；（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提出政党协商绩效的提升路径。 　　二、政党协商绩效的概念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绩效是组织期望的结果，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政党协商绩效是指政党之间基于共同目标开展民主协商而取得的有效输出或者成效。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政党协商绩效也可以理解为协商共识的达成。60多年来，我国政党协商已经达成了许多重大共识。 　　政治层面有：（1）就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而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协商共识分别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协商共识体现为科学发展观。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3）就执政党建设而言，协商共识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4]。 　　政党协商绩效还体现在社会层面和道德层面。张世坤认为，参政党的政治绩效就是由参政党利用在中国政党制度框架中的身份、地位、职能、权利，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所产生的绩效；参政党的社会绩效就是由参政党利用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通过发挥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维护稳定和社会服务等功能所产生的绩效；参政党的道德绩效就是参政党利用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条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良传统和道德理想，形成自身的精神影响力和资源。 　　从社会层面来讲，执政党就重大问题同参政党负责人进行协商已形成制度。广泛协商有力地推进了决策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