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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摘要：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关键词：范晔；吴德旋；事外远致；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3?A221?A7 　　 　　 　　 　　被称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①，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蔚宗)时，谓：“范蔚宗自谓体大思精而无事外远致，诚哉是 言。”[1](5044)如其所言，吴德旋对于范晔的评论，乃是基于范氏对自己评估的基础上得出的――具体内容可见于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其中确有“体大思精”“事外远致”的提法。但是，分析书信原文，我们不难发现吴德旋所云未必完全符合范晔原意。 　　问题聚焦在“事外远致”这一概念之上，似乎吴、范二人关于“事外远致”的理解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加以展开：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究竟所指为何？吴德旋所谓的“事外远致”又作何理解？这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误读”？吴德旋于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范晔“事外远致”的概念，接续其议，如果不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我们透过这两者之间的理解差异以及千年之后的重新拈出，可以发掘出怎样的意义？透过范、吴二人对于“事外远致”概念的理解，可以把握到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时代对于“文”之典范怎样不同的理解？最后，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又该对古文理论史上“事外远致”概念做一番怎样的解诂？ 　　 　　一、范晔“事外远致”的本义 　　 　　从传世文献看，“事外远致”作为一个文论概念的 　　 　　首次提出，当属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因此有特别予以讨论的意义。兹将相关内容录之于下，以便分析： 　　常耻作文士文②，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 　　 　　 　　收稿日期：2013ㄢ2㈢5；修回日期：2014?A3㈢6 　　作者简介：刘学军(1982)，男，安徽六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域外汉籍 　　 　　 　　 　　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③[2](1829ㄢ831)。 　　《宋书》本传谓范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②，且颇具时誉。这封信札据传是范晔在“谋反”事泄下狱的情形下写给诸甥侄的，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其对于“文”的理解，向为研究者所重视，钱钟书先生对这封书札曾有过富于启发性的疏证[3](2000㈢6)。 　　就该段文字的结构而言：首段首先指出“文士文”之诸多弊端，进而正面提出自己的文观；次段主要讨论文之韵问题，主张禀之于“自然”的“宫商”“清浊”之性，不拘于韵，只要做到“济难适轻重”即可，并提出“事外远致”概念；末段交代自己对于上文的理解，乃是由撰作《后汉书》得来，并以班固《汉书》作为针砭对象，提出了为文创作实践上的自得之处。